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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过，你们会怀念大学无忧无虑时光的。可惜到了现在，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人却无几。
并非我薄情寡意，的确未曾有让我怀念的力量。大多数人眷恋的不过学校里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相处，因那实在不能伤筋动骨，和日后的惨烈比起来，真是单纯的快乐。
有了这种单纯的快乐，任何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譬如爱玲和炎樱，在香港沦陷后，依然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撞进每一家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要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就会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却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把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乱世繁华，自有一番光华夺目。她和炎樱在一起更能体会到生的喜悦。
上帝说，他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两半，找到了，才拼和成一个完整。
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一样。要不然，人世情意何须分出亲情、爱情和友情呢？
她遇到她也是圆满。炎樱对爱玲，比起爱玲对炎樱更是重要。炎樱娇小圆润，是很讨喜的女孩。她人缘好，性格开朗，没有爱玲照样能活得很快乐。但爱玲如果不遇上炎樱，那就真是太孤独了。知己好友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炎樱对于爱玲就是如此。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闲闲一笔，读来恰可为爱玲的心境做注解。“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草草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