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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极其厌恶那一套关于教育孩子的理论：那是一个将神奇的不可知的生命奇迹一点一点改造和格式化的过程，是一个解构奇迹的过程，解构奇迹，使它最终能被“人群”解读。生而为人，谁又能逃脱得了这可悲的宿命？潘红霞当然知道这个，那是她不能阻挡的，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延缓那最后结局的到来，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为这个她爱的孩子保留一点奇迹性。
飞飞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她们家的一幅花窗帘，那是一块色彩极其艳丽的花布，玫瑰红为底色，上面有着梵·高风格的向日葵图案。飞飞对这窗帘非常痴迷。当风从敞开的窗子里涌入，将窗帘吹得如同仙袂一样鼓荡的时候，飞飞就冲着那窗帘，灿然一笑，然后就伸开双臂，从抱她的人怀里，探出她的小身子，试图纵情一跃，扑入花窗帘的怀中。她仰着迷人的笑脸，多少次，想扑入花窗帘鲜艳的怀抱。每一次，她都很失望，她挥舞着小胳膊，咿咿呀呀地，叫着，用神的语言和花窗帘说话，说服它，乞求它，最后她就难过地哭了。
她妈妈说：“噢噢，傻孩子呀，傻飞飞呀，那是一块花布，懂吗？花布怎么能爱飞飞抱飞飞呢？”
可是这情景，每一次，都让潘红霞深深感动。她想，孩子她看见了什么？她一定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被世界遗忘的东西。
咿咿呀呀的飞飞，说着神的语言的飞飞，一天一天，长大了，学会了人的语言，忘记了神的语言——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潘红霞姐姐对潘红霞的评价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有病！她觉得妹妹的一切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所以她独身，所以她病态地去爱一个孩子。
飞飞对小姨很亲，而且，信赖。这信赖和亲爱的程度都让她妈妈嫉妒。飞飞十二岁那年，她的一篇作文被老师推荐登到了《小学生之友》杂志上，拿到了三元钱。那当然是飞飞第一次挣钱。全家人逗她，问她这钱怎么花？她不说。她拿这三元钱去花店买了一枝玫瑰，送给了小姨——因为那天是2月14日，圣瓦伦丁节，情人节。
还附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永远爱你。
潘红霞为这玫瑰和誓言，留了一夜的眼泪。
2001年，新世纪第一个新年前夕，潘红霞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封信，是飞飞写给她的。飞飞这样写道：
“小姨：
新世纪到来了，我想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是关于爱情，别嘲笑，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我……”
潘红霞没有嘲笑。她怀着感动读完了一个十六岁小少女“初恋”的故事。她知道那是关于爱情的幻想，可是仍然有着稚嫩却尖锐的疼痛。飞飞告诉她这是一个“过去时”的故事，他们结束了。她，和一个她爱的男孩儿。可是疼痛没有过去，她仍然想念他，为了抑制这想念她把自己的小胳膊咬出了一个一个血牙印。她说：“想念，真是折磨人啊！”看到这里潘红霞眼睛涌出了泪水——她太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一切会过去。我也知道它会成为过去，可是，小姨，这‘成为’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的啊！”
但是过去了。现在飞飞不再忧伤。她在熬过了三年高中魔鬼生涯之后，考进了南方一所大学。其实，在高中的最后日子里，飞飞就已经“过去”了，活了过来。她一边忙着准备高考一边开始和班里另一个男孩子“好”。她偶尔来小姨这里坐坐忍不住会讲起她的恋爱。那是一个特幽默特有趣的男孩子，“典故”很多，飞飞讲得眉飞色舞。有一天潘红霞终于忍不住问飞飞说：“那个人呢？从前那个，他现在在哪儿？你还想他吗？”
恶魔吹着笛子来（4）
飞飞做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动作，她拉过了小姨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胸口，心脏那个部位，
“他在这儿，”飞飞回答，“这一生，他都会在这儿，我把他永远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就像收藏一件古董和珍宝，然后，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的一切快乐。是啊，这多么好！多么合情合理和健康！潘红霞几乎是在妒忌飞飞了，妒忌她能够爱得这么平凡。
从飞飞那里她知道了有一种药叫“毓停”，知道了什么是“药物人流”。“我们班谁谁谁吃‘毓停’了。”飞飞这样告诉她，就像从前的孩子告诉大人谁谁谁吃了打虫药一样面不改色。终于有一天飞飞自己也去买“毓停”了，她说出这事时把潘红霞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她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她最好的朋友，她的“死党”。他们几个死党特侠义特江湖地一起为朋友打胎。还真让他们给打下来了！还真让他们平安无事地打下来了！事后潘红霞才知道药物打胎是必须在医院做二十四小时监护的，是必须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才能完成的，因为它有诸多危险因素，比如，可能导致致命的大出血，等等。这几个胆大包天不要命的孩子啊！潘红霞一把搂住了飞飞，抱住了她，说，
“飞飞，飞飞，你要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来找我，听到了吗？”
飞飞后来给潘红霞讲了她朋友的故事，讲她朋友的恋爱史——那真称得上是“史”，因为她从十三岁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但是飞飞说她很纯洁，“你不能认为她男朋友多还打胎就认为她不纯洁，”飞飞说，“她只是比别人更爱男人。”
这个爱男人的女孩儿，为她失去的这团血肉，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无过”。她叫它“小无过”，在失去它的第三天，这个小母亲给小无过写了一封信，她这样称呼它：“小无过，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骨肉！”然后，在十字路口，把它烧掉了。
这封信就这样化为灰烟寄到了冥间，寄给了那个还没成形的鬼魂。
三月里的一天，潘红霞去邮局，是为了给在南方读大学的飞飞寄一本书。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因为，那书并不重要，可是她去了。太阳很好，初春的北方，难得有那么暖和的太阳，一出门她就闻到了刚刚融化的河的气味，大概她走神了，所以，她没有看见那辆突然从楼群里冲出的摩托。
她被撞倒了。
骑摩托的小伙子，梳着马尾巴，在早春三月勇敢地穿着一条膝盖露肉的破牛仔裤。他没有逃逸，他说阿姨我送你去医院。潘红霞试着站起来，还好，腿没问题，她晃晃脖子，头也没问题。她看看那“马尾巴”，嘴唇上毛茸茸一道淡淡的小胡子，这让她想起了飞飞，她说：“没事儿，你走吧。”
她放走了“肇事者”。他还是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他说：“阿姨，万一有事，你打电话通知我。”
她笑了。
夜里觉得右臂很疼，爬起来，吃了“芬必得”，药劲过去后依然疼着。第二天，上午刚好没课，她想起了去医院。
拍了片子，骨头没事，只是软组织挫伤。
但是大夫在她的腋下部位摸了很久，然后，建议她去妇科。事情就因为这偶然的撞击开始了。
十天之后，她拿到了那结论，那判决。女医生问她：“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她说：“没有。”
那结论是：乳腺癌，晚期，而且，扩散转移了。
有几秒钟也许更长，她眼前起了雾，什么也看不清楚，女医生的脸，还有，诊断书，那上面的字迹，那些隐藏着暗语的符号，一切，都被这白色的大雾笼罩，虚幻、轻飘、不真实，像默片时代中一个电影镜头。
那是一个有风的上午，风把天空刮得很晴朗，也很冷。她轻飘飘虚幻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突然笑了，她想，在天堂里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她忘记了打车，只是朝前走、走，走了很久，忽然发现那是和她的家背道而驰的方向，那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方向。她又掉头，再往回走，路边有家书店，她不知道怎么就走进了书店里。有人拦住了她，说，“女士请存包。”她愣了半晌没有听清楚。那人又说了一遍，指指她身上的包，又指指前台，她明白了，“噢”了一声，心里清醒了一些。她把包存了，包里，有那个致命的诊断——要是能把它丢了就好了，她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孩子气的念头，要是能把它弄丢让它消失多好啊！
她又笑了笑。
她在一排排书架前浏览着，徘徊着，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可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见，直到那几个字跳出来，强人一样，挡了她的道，她愣了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