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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离河是这么近，离往事是这么近。
没有坝堰了，也没有了菜地农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现在河两岸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到处是草坪，这样的草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还有年轻的树和花木，不知道还要多少年，那些年轻幼稚的小树们才能蔚然成林。现在，她几乎还分辨不出它们都是些什么树，只知道，在春天，它们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当然，和所有的城市公园一样，河两岸，一定有许多的人工景点，比如，草坪中，一个胖孩子的雕塑，在踢球，或者，一个什么动物之类。还有一个渡口，倒是设计得很有一点萧瑟的古意，木杆上高挑着清幽的纸灯笼。只是，站在这样的渡口，永远等不来渡船。
有时她会沿着这河，朝南走，从黄昏走到夜幕升起。灯一下子就亮起来，千盏万盏，路灯、桥灯、草坪里一盏一盏蘑菇灯、树上的串串彩灯，真璀璨啊。那一刻这城市也是有些动容的。这种时刻她就有些鼻酸，她使劲嗅着河水，可是这河水一点也没有腥气。新鲜的河水的腥气，是多么好闻啊。
恶魔吹着笛子来（2）
她刚搬进这新居时，学生们来给她“暖房”，这是这城市的风俗。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她的研究生，已经毕业和没毕业的。他们带来了鲜花、水果和酒。那天她做了许多好吃的，炸了虾排、拌了蔬菜沙拉、炒了黑椒牛柳、蒸了鳜鱼，还煲了满满一砂锅口蘑鸡汤。她打开了他们带来的红酒，长城干红，也是她喜欢的。美酒佳肴，让年轻人心生感慨，借着酒意，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突然问了一句：
“潘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
她笑了，也是因为酒，她说了一句平时不会出口的话，她回答说：
“因为，我想嫁的人，娶了别人。”
“就这？”他们喊叫起来，“那还不简单？把他抢过来呀！”
那一刻她几乎有点妒忌他们，一切就那么明了：丛林法则。这是这时代的教义。一切都丧失了美感。
其实，这许多年，特别是母亲还在世的那些年，她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放弃的努力，走进人群的努力。把该埋藏的藏起来，去寻找一个活人，寻找一个有血肉有暖意的人，和他共同生活。她“努力”了，可是不行，那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也知道她必将失败。她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爱一个幻影，为爱而坚守，就是她的宗教。
她是一个信者。
对她来说，信，是容易的，也是自然的，而放弃，才是生不如死。
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患上了焦虑症，只要见她面，就总是向她描述她将会有怎样凄凉的未来：老、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连水也没人给你倒一口！”母亲还把她所能看到的那些八卦小报上诸如此类的消息，比如，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人，死在自己的公寓里，一个月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等等，都裁剪下来，保存着，作为警世恒言好给她当头棒喝。母亲一想起这不让人省心的女儿有一天会死得这么惨就哭泣，死了，生了蛆都没人知道啊！
母亲常常叫着外孙女也就是潘红霞大姐孩子的名字，说：“飞飞呀，将来，你可不能不管你小姨呀！”
飞飞就回答：“姥姥，你都说N遍了！”
母亲却穷追不舍，“飞飞呀，你要保证啊！”
飞飞就说：“我保证不让我小姨一个人死在屋子里，就是死在屋子里我也保证第二天就发现，行了吧？”
就像做游戏。
母亲最后的时刻，弥留之际，一手拉着潘红霞，一手拉着飞飞，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她的孩子说：
“飞飞，你要保证啊！”
飞飞哭了。
现在，母亲的遗像，和父亲的遗像一起，就挂在潘红霞卧室的墙上：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会为她结婚或者不结婚这种事睡不着觉的人了。
飞飞有时会来看她，但是飞飞很忙，她考上了一家名牌高中，今天参加奥数竞赛，明天参加英语竞赛，还要抽暇练钢琴：准备过十级的考试，真是比国务院总理还忙。飞飞其实倒是挺欣赏小姨，觉得她一个人活着，挺酷。
“你有没有情人？”有一次飞飞这样问她。
潘红霞早已习惯了飞飞的说话方式，所以她一点也不奇怪。
“没有。”她很老实地回答。
“小姨，”飞飞直视着她的眼睛，“你是不是一个‘同志’？”
这下潘红霞大吃一惊，也太成熟了吧？熟的都要从树枝上坠落下来了。
“绝对不是，”潘红霞一字一顿，“我有喜欢的人——是男人。”
“谁？”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了，”飞飞说，“一定是个有妇之夫。”
“你不知道，”潘红霞回答，“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一刻潘红霞突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她望着飞飞娇嫩的、茸毛还没褪尽的小脸，还是个青涩的小毛桃呢！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知道她听不懂上世纪的语言。
飞飞，爱，就是全心全意。
飞飞，爱一个人，就是，坠入深渊，永不超生。
潘红霞很爱飞飞。
姐姐结婚很早，可是孩子却要得比较晚。她一结婚就考上了“电大”，四年读下来，恰巧又有一个去北京进修读一个什么研究班的机会，那是一个文凭的时代，一切，都靠文凭说话。姐姐又是一个很有功名心的人，她根本没有征求姐夫的意见只是“照会”了他一声，就跑到北京去读书了。
这样，飞飞到来时，姐姐已是一个三十二岁的“高龄产妇”。
假如，潘红霞和姐姐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她们是同胞姐妹。简直太不像了！三十二岁的姐姐，看起来，仍旧是一个幼女的样子，细细的胳膊，细细的小腿，皮肤接近透明，骨盆窄的根本就不适合一个婴儿起居。果然，分娩那天，羊水都快流光了，可是飞飞坚决不肯到那个拥挤的骨盆里去，没办法，只好推上手术台，做了剖腹产。
那时潘红霞已经毕业留校两年多了，一个人，没有牵挂，又正好赶上暑假，于是，伺候产妇坐月子的事，就落在了她头上。她看见飞飞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红红的小东西，啃着小拳头，睡得很香。可是这小东西只计划在白天睡觉，好养足精神到夜晚和她们捣蛋。夜深人静，她拼足力气哭叫，把一张小脸憋成紫颜色，愤怒得不得了：原来她是想散步！那就散步吧。潘红霞就夜夜抱着这小东西“散步”，十五平方米的小屋，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嘴里哼着那首著名的摇篮曲：
恶魔吹着笛子来（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可是她都把房间里的地毯踩出一条“马克思小道”了，她亲爱的宝贝却仍旧大睁着一双哲人似的眼睛，严峻地与她对视。
原来，婴儿的脸上，有一种沉思和严峻的表情啊，她很惊异，然后，就有种巨大的、新鲜的感动如同春水一样淹没了她，温暖、激荡。她在心里问着那个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姐姐看不过去了，姐姐说：“把她放小床里吧，哭就让她哭，小孩子是不能惯毛病的。”
这话让她愤怒。
“你懂什么？”她冲着那个母亲喊叫，“她有她的道理，你懂不懂？”
姐姐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好！你就抱吧，累死你！”
再大一点，飞飞习惯了把小姨想象成很多种东西，比如她说：“坐木马。”潘红霞就变成了旋转木马，驮着她，一高一低，上下起伏，转着圈，嘴里还有音乐伴奏：“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赶着它一起去赶集……”她要是说：“老虎上山。”那潘红霞就变成了一座山，弯下腰，任那小老虎在她背上、身上，爬上爬下。她还是录音机、故事大王、木偶戏编导兼演员、钱包、避难所以及，飞飞的手和脚。四岁以前，只要小姨在，飞飞的手和脚基本就没有用处。飞飞说：“妈妈我要橡皮泥。”妈妈说：“飞飞自己拿。”话音没落小姨已经跑着去拿来了。妈妈说：“飞飞自己把积木收起来。”小姨说：“我来我来！”三下五除二就收好了。大家一起上街玩，飞飞说：“妈妈抱。”妈妈教育道：“好孩子自己走。”可是小姨根本不允许飞飞做好孩子，她朝飞飞面前一蹲，飞飞就小猴子一样蹿到了她的背上。小姨的背好宽阔啊！
姐姐很无奈，说：“潘红霞你这样让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潘红霞回答说：“少来！”
她极其厌恶那一套关于教育孩子的理论：那是一个将神奇的不可知的生命奇迹一点一点改造和格式化的过程，是一个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