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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女学生，都是北京人，说话像唱歌一样好听。她喜爱听她们唱歌一样的说话，她也喜爱听她们唱歌，她们唱歌，唱的净是远处的事情，深深的海洋啊，什么什么河啊，五月多么美妙啊，还有男女的事。一个小伙子要去打仗了，姑娘伤心得不得了。她们唱这支歌的时候，拓女子鼻子就酸酸的。
她们说：“拓女子，你的名字怎么写？是哪个‘拓’啊？”
拓女子摇摇头，说：“解（害）不下。”
她们很奇怪，“咦？你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拓女子说：“不会。”
她们更奇怪了，说：“你没上过学？”
“没。”拓女子回答。
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不可思议，新中国了呀，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了呀，怎么还会有这么年轻的新文盲？最后她们一致盯着拓女子看，神情又严肃又悲悯：她们决心把这最后一个新文盲消灭掉。
门板就做了她们的黑板，很现成，抽空下县城买来一盒彩色粉笔，从小学生手里借来了一年级课本，好，万事俱备了，这一天，她们在门板上，写下了“大女子”三个汉字，（现在，她们已知道“拓”就是“大”的意思）等拓女子挑水过来，卸下水桶，她们就把她领到了门板前，指着那上面的字说：
“这是你。”
“我？”拓女子歪起头，左看看，右看看，扑哧一声笑了，“支支叉叉的，连个人样也没有，咋会是我？不像！”
她连说不像，挑起空水桶，咯咯笑着，逃似的出了她们的院子。这几个启蒙者，没了主意，不过她们不屈不挠，第二天，还是把她坚决地领到了门板前，指着那个“大”字说：
“拓女子，你跟着念，d—a大，大小的大。”
拓女子被逼无奈，只好说：“我笨得很，解（害）不下。”
“谁说你笨啊？让他来找我们！”她们七嘴八舌，“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她们像唱歌似的，一口气琳琅地说了一串又一串，拓女子一张嘴哪里敌得过她们红口白牙几张利嘴，只好跟着念叨：
“d—a大，大——”
“对，”她们很兴奋，“大西瓜的大。”
“大西瓜的大。”拓女子学舌。
“大丰收的大。”她们又说。
“大丰收的大。”拓女子又学舌。
“大女子的大。”她们乘胜追击。
“噢——”拓女子恍然大悟，“明明是个‘拓’嘛，非要绕这么拓的弯，俺还以为是俺大的‘大’呢！”
几个人顿时语塞，此地方言，“大”就是爹，爸爸，但是，但是那个“大”，是不是就是这个“大”呢？她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解不下”。
这一天，拓女子挑着空水桶，走在村街上。正午的村庄，鸡不叫，狗不咬，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却明晃晃满当当洒了一地的阳光。街墙上，红色的一行大字，春天还是新鲜的，如今已褪了色，变得像猪血一样暗红。平日里，拓女子对墙上的字，从来都熟视无睹，可是这一天，那暗红的一排里，有一个，突然就像个活物一样蹦进了拓女子的眼窝里。咦，这不就是那个“大”字吗？拓女子惊诧地站下了，盯着那个“大”字，明晃晃的大日头下，那开天辟地的一个——字，似乎，又泼辣又有些羞涩地站在了她面前，和她相认。他们对望了许久，拓女子心里一阵欣喜，她温柔地想，“它伸胳膊拽我呢。”
这个字啊，大，大西瓜的大，大丰收的大，它和她认识了。“它伸胳膊拽我呢。”她快活极了。可是，在这里，在这墙上，红彤彤的，它又是个“大”什么呢？拓女子好奇地猜测着，她从前往后数着那字数，一二三四五，又从后数到前，五四三二一，一共五个字，排着队，突然，她想起喇叭里经常喊叫的一句话：“农业学大寨。”哦——，她笑起来，她对墙上的那个字说道，哎呀呀，原来，你还是大寨的“大”，了不起呀！
门板上的字，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去了旧的，写下新的，积少成多，渐渐也有了一点阵仗。那几个启蒙者，新鲜地，在门板上，种着她们的试验田。可是那新鲜并不长久，没多久，到了秋收大忙季节，先是收山药、刨红薯、起萝卜，又是割谷子割高粱，收玉茭，天天三晌工，起早摸黑，回到家，人累成了一摊泥，没等饭熟就睡得人事不知，哪里还顾得上扫盲启蒙？拓女子收工后踩着月光挑水来，“哗”地倒进水缸里，怜惜地，望着炕上这溃不成军的一群，替这个脱鞋，替那个盖被，出了窑，回头看，门板上，空空荡荡，像收割过后的田野，从前的字迹，风吹雨淋，早没了踪影。
拓女子（2）
冬天来了，这个冬天，上头让搞“大会战”，修大寨田，无论男女，青壮年们，都来到了山上筑堰垒坝。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姑娘们干男人们的活，抬石头抡大锤挑土方，数九寒天，热汗浸透了棉袄，肩膀脱去三层皮，磨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一个女知青得了阑尾炎，送到县医院，没来得及开刀就穿孔死了。那女知青，不是他们村的，她落户在更深的山里一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山凹，她那个村，有棵远近闻名的核桃树，被一股山泉养着，不知已活了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仍旧根深叶茂，亭亭如盖，浓阴洒下来，少说能遮一亩地。那老核桃树是神树，庇佑着这小小的山村人畜平安。女知青被担架抬着翻山越岭送往县城时，村里的老人，趁着夜色，悄悄地把一根根红布条拴在树上，虔诚地在神树下磕头。
那几个启蒙者，变得日益消沉。残酷的劳作把她们打垮了。她们想家，想念城市和一种更理想的生活。现在她们总是唱一些很伤心的歌，“为什么，我苦难的命运，送我到——西伯利亚——”她们这样唱的时候，常常含着眼泪。她们还喜欢唱一个有关草原的歌，说是一个马车夫，怎么怎么，快要死了。忧伤是会传染的，就像瘟疫。中国大地上几千万青年感染上了这瘟疫。有个青年自杀了，他的死很特别，把雷管含在了嘴里，然后自我引爆。这样的消息隔山隔水的传来，不辨虚实真假，可那绝望感被放大了许多倍。
春节将近，集体户几乎变成了空巢，那几个启蒙者，九个走了八个，只剩一个人留守。那留守的一个，也不是自觉自愿，而是，无可奈何，想来是有着难言的隐衷，也许是无家可归。傍晚，拓女子挑水进来，只见冰锅冷灶，没有一点烟火气。那留守者，蒙着被子，躺在炕上，听见人进来也不动。拓女子把水倒进水缸，在炕前默默站了一会儿，叹口气，开始寻火柴，点柴火，起火做饭。拓女子麻利地煮了一锅金灿灿的“煮窝窝”，里面下了山药蛋，又“熟”了葱花调和，立时，香气和热气，把一孔窑熏暖了。
香气和热气，也熏出了炕上那人的眼泪。
“卡佳，吃饭！”拓女子说。
这一晚，拓女子走了又回来，来和这个“卡佳”就伴。卡佳！真是一个怪名字，听起来没头没脑，孤零零，没有来历，叫人茫然。一盘大炕，让拓女子烧得暖洋洋的，炉膛里，随手埋了几块红薯和山药蛋，做明早的早餐。红薯甘甜柔软的香气，丝丝缕缕，渐渐填满了一个空虚孤寂的夜晚。拓女子盘腿坐在卡佳的对面，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纳鞋垫，密实的针脚，纳出菱形、草花、云纹，勾出万字不到头。卡佳安静地靠在被垛上，双手捧着一只硕大的搪瓷缸，里面是山里人喝的大叶茶，像个恬静的、听话的小女孩。
“明天灶王爷上天哩。”拓女子突然说。
“哦。”
“你们北京城，祭不祭灶王爷？”
“不祭，”卡佳回答说，“都是四旧，迷信。”
“你们城里人，活得就是太大胆，”拓女子不以为然，“那一年，河底村有个后生，在县里念过书，也说是破四旧哩，破迷信哩，把黑龙王庙里神神的头，一伙砸了。你猜咋个？第二年，公社修水库，炸石头，点炮，点着了，不响，是个哑炮。那后生就说，我去看看。爬上去了，一伸头，轰一声，炸了，头炸飞了！你说，早不炸晚不炸，就等着他伸头哩——这是四旧还是五旧？”
“那是巧合。”卡佳说，叹口气，望着眼前这胖闺女婴儿一样无知的眼睛，想起一句话，“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是啊是啊，一辈子活在愚昧之中，是多么悲哀。她突然想起她们那个扫盲计划，想起她们半途夭折的雄心，感到一阵羞愧。
“拓女子，”她叫了她一声说，“教你认的那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