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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希望你们无罪。”黑脸警官说。“但我们今天是让你给国外打个电话，再做一次努力。这表明你的态度问题。”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同意了。其实国外付与不付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从法律上这么认为的，我只是讨论我的法律地位问题。
第二十五章
他们就在看守所里让我接通国外的客人ANDREY。他们平时都没有同国外打过任何的交道，所以电话线还是特别向邮局申请的国际长话线路。好容易我拨通了国外客人的手机。
“喂，是ANDREY吗？”我大声地说，一方面要让他们听见，另一方面电话的声音很小。
“HELLO，是晓升吗？你好吗？他们没有打你吧。”对方说。
“还好，他们没有打我，现在是文明管理时代。喂，今天，公安局的人让我再给你打一个电话，看看工厂的钱到底能不能解决，他们讲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释放我们。喂，你先听我说，工厂是否跟你联系过？你们是否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呢？”我在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
“工厂就没有正常地打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会儿开价很高，一会儿又对我强烈指责，所以现在还是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对方回答。
我一听到这里，就不想再说下去。
“ANDREY，我要告诉你，你们什么时候怎样解决问题，与我本身就没有关系。现在到这种地步，我会正确对待的，相信我自己在哪里都会成为优秀的人，因为我不是社会上的垃圾。”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也许这样可以派遣一下我的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也许可以让黑脸警官他们听一听我的心里话。
对方没有说话。
“ANDREY，我想你再跟警官说一下。”我放下电话让黑脸警官接过来。我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不愿意让公安局的人认为我没有讲实话，让他们直接讨论一下会好一些的。
“你好，唐先生，你看你能不能将款项付过来，如果可以，请能及时地付过来，晓升他们就可以出去。都快到新年了，我想他们也是非常想回家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全部系在你的手里，我想这一点你应该非常清楚。”他说得很是客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客气。
ANDREY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又没有达成什么统一的意见。
黑脸警官放下电话，脸上带了点儿怒气，看来工厂与国外达不成协议将回直接影响我们的案子。虽然我一直坚持付款与不付款与我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公安局的人还是把我们与之联系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让你坐牢，你又怎么办呢！
“我想顺便问一下，我们到底触及了刑法上的哪一条？”我看过小何带进来的新《刑法》，但在当时逮捕令上写的是触及哪一条，我没有注意，想不起来了。
“二百六十六条。”欧阳警官说。
“谢谢。”我心里一震，这样我可以去查一下小何手里的新《刑法》，对照一下，看一看我自己到底能不能靠上这一条。
“进去吧。”黑脸警官对我说。也许他早就有所准备，考虑到事情不会这么顺利，也许他感到特别的失望。
我回到了号子。
此时都要开中午饭了。我与小何打了一下招呼，希望能够借他的新《刑法》看一看，他同意了。吃完饭，我借小何的书看了又看，就是觉得《刑法》所涉及的诈骗并不适应我，其原因就是我没有骗工厂的货物，所以我心里稍微有了一些底儿，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跟公安局的人去争取我的无罪可能性。我反复思考着，跟小黑要了笔和借了一张信纸，将自己对我的案子的认识写在上面，这样我可以经常看一下，不至于在以后的提审中自己来回反复，我清楚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找我的口供中的失误来定罪。也许我想得严重了，但在商场上这么多年，要求我必须把事情要想得复杂一些，以后如果事情办得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否则心理上不能接受，产生很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就越发冷静，冷静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号子里与小黑非常要好的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孩最近几天总是跟小黑打闹，并闹急了好几次，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但小黑却想得很多，百般挑剔他，最后小黑主动与李干部讲让他调号子，他调走了，可是到了一号没有两天他就给缓期执行回家了。小黑还振振有词，对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多么忘恩负义，平时他对他这么好，却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等等。我有点儿不解地想，难道小黑早就有想法让他走吗？后来小黑和他的戏闹都是在激他的不满，是有意闹急吗？我真是解释不清楚小黑的性格，怎么是这样喜怒无常呢。当时那个小男孩曾说过，出去后会来看小黑的，现在可就好了，好人做不了，却变为仇人了，肯定不会再来看他。我不喜欢这样的做人原则。
元旦到了，我们也是憋着看电视，看一看电视里在每个时区看日出的情景，看一看我们的江总书记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新千年贺词，外面的世界在日出的那一时刻沸腾了，大家都在欢呼跳跃，有的热烈地拥抱。但是我们身处四面高墙内，看不到太阳升起的时刻，一切同平时一样，没有欢笑和歌声，而是沉静。外面开始放鞭炮，这又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但在里面我们呆在冰冷的号子里，甚至没有改善伙食，哪里有节日的气息呢？唯一能够让我们感到的就是干部们开始轮流休息，这几天就不会有提审和开庭的事情。在这个小城市，元旦并不被大家所公认，这毕竟是阳历年。我们不希望过节，因为过节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案子都要因假期而延长，我们都希望尽快了结案情，能够早些得到结论，这和外面的人想法是不同的。
我躺在铺板上，边看电视边想我自己，每年元旦我都会到父亲家里吃顿饭，看一看他老人家。小时候，我总是爱哭，所以我父亲就讨厌哭，就经常打我，我与他很少正面谈话，不敢跟他要求什么，事事都是他说了算。这样也好，使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增强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会焖米饭，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蒸馒头、包子、烙饼、饺子等等，学会了洗衣服，关心照顾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觉得他当时的严厉管教对我来说是多么受益非浅。自从母亲去世后，他的脾气有了很大变化，老年的多疑心理反映得特别大。所以我就特别对他老人家不放心。今年我只能在遥远的看收所遥祝家人生活愉快和幸福。
第二十六章
我又想起我的将近四十岁的经历，特别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是不顺，倒霉透顶。就说我在银行时，我在第二年就当了副科长，业务上也算精通了，但是却与正科长产生了小小的磨擦，这种磨擦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点地体现出来的，原因就我的观点同他不一致，可能总是想护着员工或者说好听一点是为员工说话，但这样做就出现了所谓的“抗上”的言行。我在人事部的说服下，就只好到分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我就是这样一个万金油式的人物，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胜任。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开始发表了我的文章，成为了在研究室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副行长和几个同事的支持下，我潜心研究国际保理业务，试图将这个国际上新的金融工具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我为此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指导建议。在推广试点中，我们到总行去向银行权威们解释，在分行我们对老一辈的银行家们的传统意识进行反驳。我们不辞辛苦地到有关国外银行驻京办事处与国外的同僚们了解这项业务的最为实际的做法。
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们的那位副行长坚决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战胜之。最终，总行下文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在北京做试点。我们欣喜若狂。接下来是最为实际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具体的工作全部是我来完成的，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两位同事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业务，只能在有些做法上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我反复推敲中国银行与国外保理公司如何签署具体的协议，中国银行如何与国内的进出口公司签署国内的服务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这期间，我又与业务部的科长去香港参加了国际保理业务的研讨会。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大陆人向往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