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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这些不是对所有人的，没有钱，你就只能是啃前一天剩下的馒头，喝口开水。
前面几个人将维维豆奶冲好，就发给有钱的人。奶的芳香，对我来说是多么有诱惑力，但是我没有继续想，我要面对我的现实。
管教们开始上班，负责我们号子的张管教，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本，点名并且查问情况。
“眼镜，你先出来。”张管儿这样叫我。
“是。”我走了出来，跟随他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你不知道怎么走吗？应该是头微低，手放到前面。”张管儿可能看出我走路时的不规矩姿势。
“对不起，张管儿。”我纠正好自己的动作，跟着他。
进到他办公室，中央空调的冷气使我不禁抖了一下。
“坐下吧，作个笔录。”他面部没有什么表情，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根香烟。
我坐在提审椅子上。
“抽烟吗？”他客气地问我。
“谢谢，我不会抽烟”。我回答。
“叫什么名字？”他掏出钢笔，边写边问我。
“晓升。”
“年龄？”
“三十九岁。”
“婚姻状况？”
“离异。”
“家住哪里？”
我把我自己的身份证上的地址告诉他。
“因为什么罪进来的？”
“涉嫌合同诈骗。”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我收了Q公司的预付款，可是我突然被抓，所以造成这个问题。”我尽量简单地说我自己的情况。
“这样看来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的了？”他没有正面分析我的案情。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论这个问题。”我说。
“进来后，没有人打你吧？“他继续问。
“没有，谢谢您的关心。”我说的是事实。
“在外地怎么样？”他不准备记录了。
“条件比这里差得远。”
“里面打人吗？”他问。
“看情况而定，那边叫过关。”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种靠拳头称王称霸的时代过去了，金钱是主宰号子里唯一的动力。
“北京叫走板。”看来张管儿什么都知道。“看来你在外地也是受了一定的苦，谁愿意到这里呢！”
“是的，我只想能够早日有个结论，不论是什么，我都会冷静地对待的。”我认真地说。
“当然应该是这样。”他附和道。“好了，没有什么事，就回去。”
“我想问一下，这里可以写信吗？”我希望能够写信，以便我可以了解我的周围的人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
“看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里不能写信，如果写的话，要经过所里领导批示。我看你就不要写什么信了，不过如果你希望家里给你送点钱来还是可以的。”张管儿确实比较细致。
“麻烦给我父亲家打个电话，我想要点儿钱。”我要求道。
“可以，把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他记下了我父亲家的电话。
“谢谢您。”我感谢他。
张管儿拿起钥匙，我跟随着他回到了号子里。
第四章（1）
回来的时候，正赶上开饭，老大把一碗肉沫熬土豆片给我，给我三个馒头。这里的伙食确实要比皖南的小城市强得多，只不过就吃馒头，没有米饭，菜里有些肉沫，就好得多，可以使我们的肚子不至于总是饿。我吃不下三个馒头，虽然对我来说，吃到馒头是非常好的事，毕竟我七个月的时间天天地和米饭打交道。
“前几天，这里还吃了窝头。”蹲在我旁边的广东人对我说。
“你们要是吃窝头肯定是不习惯的。”我说。
“没有办法，这里是坐牢，不是住酒店。”他轻声地说。
“晓升，你要酱豆腐吗？”老大问我。
“酱豆腐？我要一点。好久没有吃到这个东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就可以吃这么多的东西，只要你有钱，而在皖南是不可能卖给你的，那里就只有方便面、榨菜和辣酱。
六子给我捡了几块酱豆腐。
吃完饭，我们又开始坐在那里，几个人把地擦了又擦，重庆人在洗碗，在这里用金鱼牌的洗涤灵。
“广东，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广东人。他的眉头紧缩，言谈话语非常的少，个子瘦小，脸晒得很黑。
“改别人偷来汽车的缸号。”他简单地说。
“难道你知道车是偷的吗？”我反问道，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怎么说呢，应该是不知道。我的同案让我帮助改缸号，并没有告诉我汽车是偷的。我反正也带公安局的人到外地去过了，讨回了几十辆汽车，也抓了一些当事人。”他说，显得心情非常沉重。
“家里人知道吗？”我继续问。
“知道了，他们寄给我一千元钱。你不知道，我同我老婆的关系一直就不好，我提出离婚，但是她就是不同意。我们之间打得不亦乐乎。我现在的女朋友不知道会怎么样，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他对我到是没有一点隔心，把家里的事都给说了出来。
“有孩子吗？”我是过来的人，所以总是爱讲一些家常话。
“我有两个，全部寄托在我的父母那里。我老婆根本就不管。你看，我也是够累的，要抚养孩子，还要给女朋友一些钱，生活对我来讲，的确太难了。现在我又进来，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他还是感叹道。
“别说话了。”老大提醒我们。我们看到对讲机上的红灯又亮了。
“站起来遛遛。”管教通过对讲机大声地说。
“是，管教。谢谢管教。”老大说着，同时又叫我们站起来。
我们开始在屋子里转圈。
第四章（2）
六子他们几个年轻的人打打闹闹，主要对象就是对着山西人，他的年龄比我略小几岁，也是经济犯，前我几天来到这个号子的，由于他存在着许多的让人看不惯的东西，所以大家对他有些反感。我相信他是正直的人，但是在看守所就是不会考虑你的过去的，虽然他过去是一个大工厂的团总支书记，政治表现非常得好，但是你只要有了触及法律的问题，就要受到法律的审查和宣判。他一直不是很服气。
“像我开炮！”这是电影里的英雄王成的豪言壮语，让山西人用到了这里。
立即拖鞋就像雨点般飞向了他，当然这里主要为了恶作剧，开开心。
“你们干嘛呢？怎么拖鞋漫天飞。”小喇叭响了，管教看到了这一切。
“报告管教，他们就是玩一玩。”老大赶紧解释。
“遛圈就遛圈，瞎闹什么。”管教大声地说。
“谢谢管教。”老大也大声地回答。
我们又开始静静地转。
“叮叮”的铃声又响了，我们赶紧铺床午睡。在北京，必须要求统一行动，中午不睡觉也是不行的。
“把拖鞋摆放整齐，衣服叠好。”老大要求着。
拖鞋给摆放得非常整齐，衣服叠成见棱见角的长方形，看守所几个字要鲜明地露在外面。要求我们的头必须全部冲外睡。
我感到这样的管理是非常的适应现代看守所的要求的，统一的管理，可以加强号子里纪律和规矩的合理化及公开化，到了这里的人，就不应该有什么特权。当然，谈起号子，从中国的古代到今天，从国外到中国，谁也没有逃脱号子里打人骂人的现象，即便是现代发达的美国，监狱和号子里是同样互相打骂的。我并不想解释什么和包庇什么，因为来到这里的人毕竟大多数是犯罪的人，很多的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儿，所以在号子这样那样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躺在那里，没有一点的睡意。我突然想，阿红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回到了北京，这几天也许就来给我送点儿现金。回到了北京，我才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虽然还是不能见面，但是毕竟可以随时委托管教给家里打个电话什么的，要点儿东西也方便很多。我也想到，原来我周围的人们也许也开始知道我回来了，他们到底在我突然出事后，是怎么做的呢？此时，我闭着我的眼睛，眼前浮现出每一张熟悉的脸孔。我也恨我自己，为了那么一点儿佣金，我自己损失太大了，金钱的损失是现实的，但是生意场上信誉损失可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此番对我的打击，可能对我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如果出不去，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