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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回到我的那间小屋里，借着从窗户外射进来的灯光，把方湄寄给我的那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在磁带啦啦的转动声中，我打开厨房的灯，开始给自己做一碗地道的重庆小面。我先从一个玻璃瓶里倒出了一小勺花椒，放到了炒菜锅里，为了追求原味，这瓶花椒还是我托重庆的朋友寄来的。和上海的食品店里卖的花椒不一样，重庆的花椒味道更加香醇，浓烈。我把这些花椒放在火上干炸了一下，直到闻到香味才从锅里倒了出来，用刀在切菜板上把这些花椒一点一点碾碎，放到一只碗里，接着我又往里加了一勺我自己用干辣椒炸的辣椒油。磁带还在无声转动。我抽出一把挂面，丢到锅里沸腾的热水中。在面快煮熟的时候，我放了一些青菜叶进去，然后迅速把面条捞到了碗里。
我把面条端回客厅，一边继续听那盘磁带，也许应该说是看着那盘磁带更合适，因为它什么声音也没有，一边吃我亲手做的重庆小面。小面又麻又辣。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我吃得满头大汗。
深夜，录音机的指示灯依然亮着，那盘磁带也依然在转动。黑暗中，我一个人坐在地板的席子上，一边喝着白天在冰箱里冰好的啤酒，一边继续听着这盘什么声音也没有的磁带缓缓地转动。窗外，伴随着上海的夏夜特有的热风吹来的是汽车驶过的轰鸣声。它虽然隐隐约约，时断时续，但每一辆汽车驶过，似乎都有无数车轮从我的心脏上碾过。我时常感到难以入睡，有时直至天色微明，才在一种难以抗拒的疲惫中把眼睛闭上，颓然而卧。
也许是主编老刘听到了一些我和方湄的风声，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们的杂志也做了方湄的报道。直到我把新出的一期杂志拿到手上，才发现上面有一篇关于方湄的文章，标题也非常扎眼，《昔日上海小姐冠军，今日歌坛怀旧巨星》。刚好老刘到办公室里来巡视，看到我拿着那期杂志正在翻阅，他的表情似乎很有些尴尬，忙向我解释说，这都是为了满足读者。
“我懂，这都是为了杂志好。”看到他局促的样子，我也笑了，说实话，杂志的发行量逐年下降，搁在谁肩上，都有些受不了。“不过，要是交给我写，可能会更好。我知道很多内幕，可以爆爆料。”
“那是，那是。”老刘点点头说。“这我清楚。”
“怎么样？再来一篇？”我逗了他一下。
“一篇足矣。再写，就过了。再说，唱片公司又不给我们版面费。我们又何必替他做免费广告呢？”
你别说，老刘一点都不糊涂。
不过，即使这样，我们的杂志并没有报纸的反应快。因为方湄曾获得过上海青春风采大赛的冠军，所以，在我们这期杂志出来之前，上海的一些小报早已对方湄进行了狂轰滥炸。一张彩印的报纸上还刊登了成功推出方湄的小粉桥唱片公司的老总，也就是大胡子的专访，他现在俨然已经成了流行音乐界的大腕，照片上，他手拿一只叼在嘴上的烟斗，侧身斜倚在一个沙发上，和过去不同的是，他还在鼻梁上架了一副圆形的黑边眼镜，不仅斯文了许多，更是增添了不少艺术家的气质。那副显示自己的阅历和底层生活经验的大胡子依然如故，只是修饰得更为整齐，也更为漂亮。我估计，他的形象肯定已找过唱片公司的形象顾问专门设计过，特别像五四时期那些搞新文化运动的学人，显得深邃，似乎正在思索着什么。不过，他的目光虽然也像海报上的方湄一样盯向空中，却并不迷惘，而是坚定，明确，但又不无自然。
“方湄小姐的声音既是古典的，怀旧的，也是Modern的，现代的，西化的，富有磁性，很像美国天后歌手惠特妮休斯敦，应广大歌迷的要求，她的新专辑目前正在紧急制作之中。这一次，里面除了一些邓丽君的老歌外，还有一些原创的歌曲。”他在报纸上对娱记侃侃而谈，“当然，这些原创歌曲的风格也还是以怀旧为主，是80年代的那种大学校园的清纯风格的写照，是那种富有人文精神的，单纯的然而却是悠扬的旋律，我们现在已经请了香港的一名词作者和日本的一名天皇级别的作曲家专门为方湄小姐度身定制这一张唱片，后期制作将到美国完成。为了保密，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公布这些人士的姓名，但可以透露一点的是，这些人都是业内的高手。说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让大家震惊。相信这张唱片出来后将会再次创下大陆歌手盒带销售量的新高，给疲软的大陆流行歌坛再打一剂强心针。”
昔日重来（4）
在这页报纸下面，是对方湄的专访。方湄的打扮和唱片海报上的相同，只是看上去显得比以前清瘦一些。使我奇怪的是，她似乎并没有对记者说什么话。所以记者只能像中学生一样对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她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肖像描写和行为描写。记者说，整场新闻发布会，方湄都没有过多地说话，只是有礼貌地向记者和歌迷微笑。不过，记者说，可能是活动太多，方湄显得非常疲倦，但是从不多的几句话中还是能够看出她的性格。比如，当记者问她今后是否会向影坛发展的时候，她说不知道，就像她很偶然地走上唱歌这条路一样，今后的一切都随缘而定。这个回答不禁让记者感到吃惊，因为几乎所有的歌手都会对这个问题回答一声，是。
显然，对方湄的话感到惊讶的并不仅仅是这个记者，同样，我也对方湄的话感到吃惊。因为，方湄以往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搁在过去，她一定会说是，而不是现在的仅仅是敷衍了事的随缘一词。
我想起她在寄磁带给我时所流露的惶惑，不安和疲惫，忽然觉得她所说的话也许并非是托词，倒很有可能是真的。我突然很想见到方湄，想和她聊一聊。或者，就和她见一面，即使什么话都不用说也行。
47
遗憾的是，在接下来两个月里，我都没能找到机会去北京一趟。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没有时间去。因为，日益萎缩的发行量已经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出版社一个沉重的包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一位富有市场意识的领导的授意下，我们的杂志终于决定改版，变成一本都市时尚类刊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不改不行了，”主编老刘说，“总不能我们自己办杂志给自己看。现在的发行量赚的钱还不够印刷费。我们是多印多亏，少印少亏，不印不亏，可不印我们又没饭吃，这样下去，非关门不可。”
所以，值此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老刘命令，在改刊期间，编辑部的人一律不准外出，而且，必须每天按时到单位报到，以备随时为新杂志效命。作为杂志的资深工作人员，我自然得遵守老刘定下的这个规矩。
只是有好几次，当我在深夜从编辑部回到我的小屋后，都忍不住想抓起话筒给方湄打个电话，可最后都还是强迫自己放了下来。
我想，也许方湄并不希望和我联系。否则，这么长时间，她应该给我一个电话。甚至有一次，她来上海做宣传，也没和我联系。这件事也是我事后从报纸上知道的。还有大胡子，也是一样。我总感到，大胡子似乎在有意躲着我。尽管我一直不愿意相信，有些小报上所传说的，大胡子和方湄是一对情侣的小道消息。
其实，即使是又怎么样呢？
然而一个月后，我却突然接到了大胡子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接到大胡子的电话，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惊讶。不过，我还是像昨天才和他见过面一样，热情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我在你办公楼下面，你能不能出来一趟？”他在电话里小声说，好像有什么人在盯梢他似的。
“什么，你在上海？”
“是，你看我在哪里等你？要不，我就在你们单位对面的这家咖啡馆里等你好了。”说完，他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好，我马上下去。”我看了看嘟嘟叫的话筒，感到有些意外。大胡子做事情一般都是有条有理的，这个电话打得也未免太急了点。
穿过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街道，我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一股混合着咖啡香味的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穿着绿色围裙的接待小姐是熟人，问我有几位，我告诉她里面有人等，就径直走了进去。我先向靠窗的座位看了看，因为是中午，有不少人在那里吃工作套餐。大胡子的样子应该是很扎眼的，我却没找到他。我又转头看了一下当中大厅里的座位，也没能看见大胡子的身影。就在我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