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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菱白了我一眼：“土吧你！人家上海出租车能刷卡！”
到了住的地方，丰菱让我挑房间，我挑了那间小的，杨思北没跟我谦让，因为我跟他说过，我喜欢小点儿的卧室，那样暖和。丰菱和杜宵临走之前对杨思北说了两句话。丰菱说：“顾湘，你晚上把门锁好了啊！”杜宵说：“思北，顾湘房间的门钥匙在厨房燥台上。”丰菱又说：“呸！”杜宵又说：“有便宜不占某某蛋！”我把他俩推出去，一边儿关门一边儿狠狠地说：“呸！”
他俩走了，我和杨思北面对面坐着，陷入了短暂的尴尬。五分钟之后，我站起来说：“我洗澡睡了。”
“哦。”杨思北说。
我洗完出来，杨思北已经帮我铺好了床，箱子也摆在房间里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钥匙，“你房间的钥匙，给你吧。”
瞅着杨思北那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憨厚样儿，我一下子乐了，我说：“杨思北你真可爱！”于是我上前一步抱住了杨思北的腰，我感觉杨思北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臂才慢慢移动，抱住了我，之后死命地用力，幽幽地说：“我想死你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我忽然意识到杨思北已经是个成熟的大男人了，我呢？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我不再是小女孩了。这时候我脑子里闪电般地滑过的念头是――杨思北想要我，而他不是第一次。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总之这种想法让我极度郁闷。我在半暗不暗的灯光里抬头望杨思北因激动而微微出汗的端正脸庞，联想到了他之前的女朋友姚洛的娇小身材，胃部一阵翻腾。
“我要睡了。”我说，“晚安。”
杨思北放开我，望了我一会儿，扭身出去，替我关上了门。
我关了灯，躺在黑暗里，身上还留着杨思北手臂的火热。杨思北的吻很细致也很投入，他第一次吻我的时候，我有一种战栗的触动，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
来上海的火车上，杨思北对我说：“顾湘，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是表里不一，外表温柔，其实是个泼辣的女孩儿。现在不了，你现在骨子里都是温柔。”
我笑，说杨思北酸到家了。
可是杨思北说得对。我在拿到毕业证的那一瞬间就变了，我知道我自己变了。我再也不会叉着腰骂杜宵扰乱社会治安了，再也不会说杨思北一潭死水了，再也不会说丰菱古今中外地傻了，我也再也不会说我爸董存瑞了。
看我写的东西就能看出来。大学时代我写的东西那叫一个贫，贫得上天入地的。现在不了，柔情似水得一塌糊涂。不是故意的，我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杨思北。杨思北其实喜欢温柔的女孩子，杨思北还喜欢健康的女孩子。我都知道。我不能一下子给他健康，所以我只能给他温柔。
丰菱慨叹过，她说我当年那么爱虫子都没能改变自己，现如今才给杨思北当了不到仨月女朋友，立马洗心革面换了一个人，简直不可思议。“杨思北小子挺有腕儿啊，凭什么就让你为他改变那么多啊？！”
丰菱还说，杜宵在毕业典礼上悄悄告诉丰菱：“我觉得顾湘对杨思北是真的，她爱杨思北肯定比爱刘重多。”杜宵不常用“爱”字，看来，我和杨思北的关系在他看来相当的严重。
丰菱最后说：“顾湘，别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给杨思北，等到你俩结婚了再全付出也不晚。省得像我现在似的，想走都走不了，跟买股票买错了一样，套住了。”
我想，我爱上杨思北了。
白领（1）
安顿下来以后，我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
我步行十五分钟去轻轨站，刷卡，到“延安西路”那一站下车，再步行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叫“世贸商城”的玻璃房子里面，上二十三楼，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听从上司的调遣。
我的上司是杨念南的学哥，北邮九五届的，月薪一万二。终日绷着脸，对我摆在办公桌
上杨思北的照片投来了不屑一顾的目光，我赶紧收起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觉着我也是白领了，应该穿得像点儿样子，于是我穿了一条水绿色长裤，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登上一双白色高跟凉鞋，还戴了个墨镜。进世贸大门那会儿还信心百倍，因为周围都是我这样儿的。等进了公司的门，我就傻了――我们公司那帮人就没一个像我穿得这么正式的，全都牛仔裤休闲衬衣。后来我同事Joe告诉我，在Intel，只要你穿衣服，就没人说你着装不规范。
所以，当我以后的日子里穿着休闲布鞋牛仔裤走进世贸的时候，人家瞅一眼就说：“Intel的。”都不用我挂胸卡。
我的名片印出来了，上头写着：软件工程师。背面是英文，我的英文名字酸不溜丢地写在上面：Rachel Gu。
我回家把这张名片拿给杨思北看，杨思北前前后后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才说：“我们顾湘也是白领了，也是工程师了！”
其实我不能算工程师，人家硕士研究生毕业才能自认为工程师，要是在国有单位，我顶多能算助理工程师。可我们的名片自己随便写，我凭什么不把自己说成工程师啊？就算不能蒙人，给自个儿点安慰也是值得的嘛！
杨思北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海市体育馆，之后步行五分钟去宜家家居，中午在员工餐厅吃饭，我加班开会的时候他会来接我。
杨思北利用员工打折的便利在宜家买了个写字桌给我，于是我把我爸送给我当毕业礼物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上面，有空就码字看电影，没空就没日没夜地写程序。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把一摞钱拿在手里，放在餐桌上看，杨思北把他前一天刚发的工资拿出来，放在我那一摞钱边儿上，整个儿差一半。“IT就是能赚钱。”我叹口气说。
杨思北撇了撇嘴，“晚上开会开到两点半的时候忘了？五千快钱那么好赚的啊？钱多上税也多！”
我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开始学会了上海人软绵绵的普通话，口音里的京味儿越来越少了，连儿化音都很少用。杨思北操着一口不伦不类的南北普通话，让人不知道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杜宵和丰菱继续着他俩北京人特有的口音和贫嘴，让不少上海人一见他俩就问：“北京的吧？”就好像美国白人在欧洲见到黑人就问：“非洲的吧？”一个口气。
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杨念南那位学哥，是剑桥的硕士，说话没有英文张不开嘴。要是普通的工作上的英文我倒是可以忍受，因为时间长了我也那样儿，可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他平时说话也这样。比如“Rachel，明天一起have lunch吧？”你说难受不难受？我这位上司有一个很霸道很自以为是的名字――关键。他的英文名字叫Paul，连起他的姓来读就比较别扭――Paul Guan。
关键有着极其高涨的工作热情，我怀疑他缺少家庭的温暖。他曾经带着我们几个可怜的小职员在巨短时间内写了一个几十万行的程序，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开会讨论到深夜两三点，回到家做梦都是一行一行的代码，在我即将吐血身亡的时候，终于完成了集成测试，大功告成了。那个月我的奖金加上工资是杨思北的三倍，而我却发誓二十五岁以后坚决脱离IT行业，哪怕仅仅是为了离开关键这个冷血无情的上司。
有一天我又去浦东training，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捞着了半天假期。下午我跑到宜家去找杨思北，杨思北特高兴，拉着我的手在他同事面前来回溜达，逮着谁跟谁介绍：“这是我女朋友，顾湘。”晚饭在宜家的餐厅吃的，那儿的鱼香肉丝难吃得还真叫一个有水平，难吃得让我终身难忘，一辈子不带再去吃第二回的！
杜宵的新一任女朋友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一个女学生，跟杨念南一边儿大，2000级的，刚大二。丰菱大骂杜宵臭不要脸不识好歹心狠手辣地拐骗祖国粉嫩的花骨朵儿。我跟丰菱说：“你别着急，杜宵这个女朋友要是超过仨月，你找我，我请你上金茂总统套房住一个月！”
八月份的时候，上海热得让我变得像晒干了的西红柿那么没精神，每天从家到轻轨站再从轻轨站到单位的两段步行路程令我上蹿下跳地头疼。于是杨思北买了两辆旧自行车，一辆放在家里，一辆放在延安西路轻轨站。我缩短了日照时间，还能每天早晨多睡半个多小时。
杜宵就是这个时候来找我的。他坐在世贸一楼的“星巴克”，哭丧着一张黄瓜脸对着一杯冰咖啡发呆。
“哟！你可是稀客啊，怎么有时间找我来了？”我认准了杜宵女朋友肯定又吹了，来找我诉苦的，所以才不跟他正经。“你那位小花骨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