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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我则因为破了脑袋立了功，安心的享受着眼前的一切。
淑碧从那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连个电话都没有再打过。骜骅最可怜，听说因为酒瓶的强力冲击导致了大小脑不同程度的损伤，没日没夜的在家满嘴胡话，过着非人的生活。
春节一天天的临近了，家家户户都在作着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往年和家人每次大搞卫生都会累的人轻则上火便秘，重则内分泌不调，可今年我总算是找到救命稻草了，我只需要指指自己鸡窝似的脑袋，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逃避一切家务劳动。这样想来，这头破的真是划算！
老娘一看没有我可以用来使唤，一下子也失去了搞卫生的信心，虽然看不上家政公司手底下出的活，还是一反常态的请了家政来搞卫生，居然还说以后每年都找人搞卫生算了，划不来把自己累死半活的。我一听，觉得老娘也开始衰老了，家务活也开始渐渐做不动了，要是以前，她打死也不会花钱找家政呢！
我依旧包着的脑袋，在一堆小侄子嬉皮笑脸的向我要过红包后，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十个春节。
第三节
小的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因为会有新衣服穿，会有数不尽的好吃的，会有来自长辈们的红包可以拿，还可以和一群小朋友到处使坏。
那时侯拿到了压岁钱不是去买爆竹，就是买上几支“BB”弹枪玩枪战。咱们小的时候还没有禁放烟花爆竹的法令，各种爆竹在大街上随处可见，除夕之夜就更是全民动员，鞭炮声大到让人根本听不清电视里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各种五颜六色的烟花争相擦亮天际，人们无不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辞旧迎新，欢庆新的一年的到来。
大年处一一早，我们一群院里的小孩就会倾巢而出，在满地的爆竹碎屑中寻找一些残炮。（燃放时侥幸未炸的炮）。我们往往一捡就是一大把，然后三五成群的跑着放炮玩。那时燃放眼花爆竹的情况的确很严重，以至于除夕过后的那股硫磺味会弥漫于整个城市，几天都不见散去。
后来国家出台了一些禁放烟花爆竹的法令，这种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惯也就渐渐淡了下来，但它却也始终没有被完全被人们忘却，至今仍会在新年时听到若有若无的鞭炮声，同样会有小孩到处跑着放炮玩，只是当年玩的那种带捻子的炮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安全系数较高的擦炮。
想起来也蛮有意思的，我们从小过年一直都会放炮玩，倒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意外，倒是长大后骜骅那家伙却被擦炮狠狠的炸了一回。
那是在上高二时的一个春节，我和骜骅一起去同学家打麻将，当时也不知道那位同学家住何处，于是站在小区门口等他来接。等人总是相当无聊的一件事，我和骜骅不约而同的都点上了一支烟，刚点上不久，来了一个小孩，长的胖嘟嘟的，手里拿着一根和香烟大小相同的巨型擦炮，走到混球面前说：“叔叔，叔叔，你能帮我点一下炮吗？我不敢放！”
混球多少还算个有家教的人，自然懂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道理，再一听小孩管他叫“叔叔”，心中一定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于是愉快的接过那小孩手中的炮仗。由于我们从小放的炮都是带捻子的那种，那种炮放起来的燃烧速度不一定，有的你刚一点着还没有来得及放手就已经炸了，有的则干脆没有反应，以至于春节结束数周后，当你再次经过曾经放炮的地方时，会被突然爆炸的鞭炮吓个半死。
混球对这种新式擦炮自然没有经验，见她小心翼翼的把炮往烟头上一挨，只听“哧~~”的一声，混球就紧张的把手中的鞭炮一把扔了出去。我盯着炮仗一看，发现它正躺在地上冒着烟，再仔细一瞅，不对啊！地上躺着的明明是半截香烟！回头一看，混球二指间正夹着那火红的炮仗往嘴里送，我还连“卧倒”都没有喊出来，就听见一声巨响。只觉得当时大地一震，回过神来看到烟雾中的混球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只是半个脸被炸的黑糊糊的，嘴巴炸的像两条油炸肥肠一样厚，还不停的从口中流出血来，手指间却还夹着那半截开了花的炮仗。
这次炸的不轻，混球不但被崩飞了半颗门牙，还耳鸣了整整半个月。我本以为他会从此告别有声世界，还特意准备在他生日那天给他买个助听器，可我还没等到那一天，他就奇迹般的恢复了听觉，只是打那以后他说起话来嗓门大了不少。
小时侯除了过年放鞭炮之外，我们一群小孩还喜欢玩“枪战”。每每过年之时，我们便会用压岁钱买来几支“BB”弹枪，然后头戴“克塞”帽（由于《恐龙特级克塞号》当时在内地的热播，一种类似钢盔的帽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受学龄前儿童的欢迎。），然后将全部小孩分成两组，大家就爬在土堆里玩枪战，有点真人版CS的感觉。
大家被打“死”了，然后又“复活”了，一直玩到有家长来找人或是某位战友真的挂了点彩才算结束。
记得小时侯我们隔壁的家属院里有一位退休后自学成才的老大夫，人家索性将自己一楼的家改建为一个小诊所。由于此人和蔼可亲，加上药价收费合理，当时附近的人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小病也一般都会去他那里就诊。
有一次我们也是一堆人在玩枪战，当时有个不要命的愣头小子，傻兮兮的从一个两米高的台子上来了天仙下凡，还以为戴了“克塞帽”就真成“克塞”了，结果当时就倒地不起。娃娃们一看都以为闯了祸了，“嗖”的一声作鸟兽散状。我和骜骅在里面年纪稍长，为了表现的老练一点，就充分发扬了救死扶伤的精神，过去一看“克塞”还有点气，就连忙扛着他往隔壁家属院的那家小诊所跑。
那老大夫一看发现人还没死可就是不出气，照着那“克塞”的脊背上狠狠的拍了两巴掌，说是那小子猛的岔气了。被他这么一拍气倒是通了，可一张嘴就是“哇哇”的大哭，说他的脚踝痛的不行，老大夫看了看后认为是脱臼了，并表示自己对治疗脱臼这种问题也有研究，所以不用上医院，他可以当场诊治。只见他抓起“克塞”的脚一顿胡揉，疼的“克塞”叫的跟杀猪似的，最后估计是疼麻木了，一张小脸惨白的像大白兔一般。老大夫和面似的捣鼓了半天突然听到“喀嚓”、“喀嚓”几声，然后擦了擦自己头顶的汗水说搞定了，可我和骜骅都发现这时“克塞”的脚踝明明肿的像是“毛毛虫”面包一样。
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我们又把那小子扛回了家，并向其父母说明了具体情况，然后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中，还自认为做了一件好事，骜骅更是将此事写为了一篇作文，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可后来听说那小子可不是脱臼那么简单，其实赶去老大夫那里时“克塞”的脚踝已经骨折，小孩骨头软，老大夫和面似的一顿胡揉，谁能受的了。结果原本简单的轻微骨折，愣生生地让那个对脱臼有所研究的大夫升华成了粉碎性骨折。
后来长大了，春节里再也见不到我们满地捡炮的身影，也不会看到我们个个土匪似的提着玩具枪把新衣服整的脏兮兮的样子了。那些让人倍感温暖的回忆随着禁放烟花爆竹力度的逐年增大，与那幸福的爆竹声慢慢远去，只留下那开了花的炮仗根和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嗅到的硫磺味了。
其实有时候还是很怀恋以前过年时的喜庆气氛，因为以前只有在这一天才能吃到纯肉馅的饺子，才能穿上新衣服，才能拿到压岁钱；可现在生活水平在不经意间提高了这么多，纯肉馅的饺子只要愿意什么时候都能吃到，新衣服也基本上隔月就能穿到，人们也并不满足除夕之夜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了，因为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可我还是喜欢以前那种过年的感觉，喜欢那种单纯而又简单的满足感。
今年的春节也过的毫无新意，加上我们家本身亲戚不多，走动又不频繁，整个春节过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脑袋上的伤口总算拆线了。骜骅和我是同时缝的针，当然拆线也前后差不了几天，我刚拆完线的第二天他就屁颠颠的来找我了，还用一个黑塑料袋装来了一堆不知打哪买来的各种炮仗。
我和他一同去了夏天与他分开时去的那个天台，因为都是刚拆的线，两人都不约而同的戴了帽子。
“我早说过你是个祸害！看你这一来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