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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操！”我骂得铿锵有力，“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就对着这个老女人犒劳自己勤劳的右手了？”
“哪有！”刘君笑得一脸扭捏，“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老女人也会有这样的当年。”
“我怀疑这是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人，不知从哪儿弄些裸照来充数，满足一下自己的想象力。这篇稿子该不会也采用了吧？”
“为什么不用？只要交钱，老板才不管她是谁呢。”
“我靠，《世界名人录》插录美女裸照，倒也有创意，可以增加发行量和阅读率。”
“这还不好办，冠之以老一代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头衔，什么样的照片不都堂而皇之地录用了。”
“你们这帮孙子，早晚让你们生儿子没屁眼儿。”
我一边骂，一边往外跑：“不行了我要去尿尿。”
刘君一把没拉住，我噌地冲出了办公室，正跟一个人撞个满怀，差点把我的尿给撞出来。定睛一看，是个女人，一副瘦瘦小小羸羸弱弱的模样，头发有些乱，妆化得很重以致于一瞬间我无法确定她的年龄和是否漂亮。
她低低的声音说了声对不起，便匆匆地夺门而出。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尿意全无。回头看看刘君，一副全无所谓的吊儿郎当相。
“做何解释？”
“女朋友……”
“操，还跟我装，我是谁呀。我说你小子最近老加班睡办公室呢。不过你也太大意了，都七点多了还不收场。”
“睡过了……”
“吸取教训吧，别见了女人就忘乎所以没完没了。”我冲进厕所，酣畅淋漓地一泻千里，一下子感觉爽透了。
出来的时候发现刘君站在门口，一脸惶恐的模样：“这件事，你知，我知……”
刘君来自安徽北部的一个小镇，中专毕业后分配到镇上一个小企业里做办公室的小职员。但他自我感觉很好，从那一天起他就断然认为自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认为自己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于是三年半前就毅然辞职来到了“广阔的天地”首都北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但当他一只脚踏上了北京宽阔的柏油路上的时候，他就一瞬间失落了所有的自信：拙劣的普通话、木讷的性格、积贫积弱的外在形象、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中专文凭……这一切使他一下子认识到在这里自己真的就是一摊牛粪了。
而北京是不欢迎牛粪的，所以在这里刘君想要很快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从鲜花到牛粪，就像从将军到奴隶，刘君二十二岁之前一向骄傲的心灵一下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君不得不放下鲜花的架子，像摊真正的牛粪被人铲来铲去，尝试各种可以养活自己的工种，这其中包括工地搬运、餐馆洗碗，快递公司送货员，以及洗涤用品直销员……直到半年前的某一天，中国国际友好出版公司——就是现在的这家公司收留了他，做抄写工作，一天五百个信封的任务量完成后，可以享受底薪七百元外加超额奖金和一顿免费午餐的优厚待遇了。
这种待遇让刘君兴奋得至少有二十几天没有睡好一个完整的觉。
首先公司硕大的名头可以让他小镇上的旧同事们羡慕和啧啧称赞上好一阵子，其次公司提供食宿就确切地表明从此以后他可以不再为下一顿饭和明天的落脚问题发愁了，也就是说，他可以暂时安心地留下来了。另外，这份工作还让他意外地发挥出了自己写得一笔好字的特长……总之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刘君过上了衣食住行无忧、学有所用、安逸的幸福生活了。
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刘君也已经二十有五，到了“寤寐思服”的年龄了。“思”久了偶尔“做”一下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刘君将地点选在办公室这一招够狠的，“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看起来这王八蛋深谙此道。
2
八点半，上班正式开始。
笼罩在编辑室上方的空气依旧沉闷。十几个人都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埋头苦干，不发一言。不时有人站起来走来走去，但很显然并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站起来走一走，随便干点什么，然后又坐回到位置上继续工作。
另一间办公室是公司内勤管理人员——我们称之为“监工”，一共四个，负责单位的日常事务、外联及监督其余的人工作——他们偶尔“顺便”进来拿一点什么然后离开，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不过是为了检阅一下大家的劳作状态。
公司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际友好出版公司”，现有员工十七人，办公用房面积（租用）三百余平米，位于北京鼓楼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
这是一家说不清楚什么性质的公司。牌子很大，规模却很小；出书很多、种类却很少（反正两年多来我只见到过一种名人录，仅此一种）；名字像国家的，挣钱却是个人的；看起来像国际的，实则是完全封闭和多半地下的。
老板是一对
福建夫妻。
男的姓杨，称为杨总，人极瘦，眼睛大而萎靡，病殃殃的。据说他原来是福建省的一家报社的记者，不知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国际友好出版公司的注册法人和CEO。女人丰满而漂亮，眼睛流光溢彩，身体摇摆有力，活力四射。
看起来两个人关系并不是很融洽。杨总经常会在办公室过夜，在电脑上写字、聊天或玩游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各忙各的，我几乎没见过二人目光相遇过，毋论交谈。
刘总很细心。他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北京之间（据说香港还有一家“中华日报”亦在本出版公司名下），每次回来的时候总会到编辑室，笑吟吟地给大家派发礼物，当然多半是些巧克力或钥匙扣之类的小玩意儿。
有一个人的礼物多半不同，他就是文隽。
文隽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清新俊雅，谈吐温和。他在公司的职位是内勤管理。但看上去他时常无所事事，因为他的工作基本上被蔡志峰完全包揽了，所以他基本上是乐得逍遥。
后来文隽基本上就成了杨总的专职生活秘书，在其闲暇的时候陪着聊天、玩游戏、备烟、泡茶，杨总在办公室的一日三餐，甚至床上的被褥和衣物整理也在其工作范围之内。这让公司的其他员工很是眼红心跳、面红耳热。
对于文隽和杨总生活观察最细致入微的当属林珊。
据说林珊是公司女性职员里惟一的才女。她在湖南一所大学的外语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后因实在是厌倦了枯燥的校园生活，辞职去了当地一家外资公司做总经理秘书，拿一万多块的工资，住单身公寓，生活上挥金如土。但不久终因无法忍受香港上司三番五次的性骚扰而愤而拂袖而去，在当地传为美谈。至于如今为何流落北京，工资不足三千，寄居地下室，且生活俭朴就不得而知了。
顺便说一句，林小姐现年三十有五，未婚，容貌一般，不爱搭理人，性格属孤僻一类。
林小姐每天上班准时来下班按时走不多说一句话不多做一件事像个机器钟点工、或者像个影子，只有在工作进程这一环节上你能够想到或者看到她，在其他情况下，她基本上处于隐形状态。
但在“文隽和杨总”这件事情上，她却一反常态，超乎想象地热心。她基本上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两个人今天又同时穿了同一品牌的皮鞋袜子、用了同一厂家的
香水和剃须水、甚至牙膏都可能是一样的……诸如此类。
这些事情一般都是她每天早上假装经过我身边时悄悄告诉我的。由于第一次我夸奖了她，所以以后一有什么新的发现她肯定第一时间通报我。由于在这一点上我们心灵相通、共同分享着诸多秘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几乎成了知音。
林珊和我，还有希言是做编辑和设计工作的，在单位属于编辑技术人员，相对于资料收集整理或者抄信封的“劳务人员”来讲工作的氛围相对宽松一些，可以自由把握进度，“监工”对我们也相对客气，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板着脸检查工作——这一点让“劳务”们很是羡慕。
对于我来说，工作中最大的调节可能就是偶尔去一次厕所。
由于我们的办公地是在一处老北京的四合院的偏房，室内没有
卫生间，员工一律到院子外面约50米远的一处公厕方便，所以这便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方便，顺便活动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尽管有时空气并不是十分宜人），碰巧了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还可以抽支烟且神侃几分钟，我们称之为“厕聊”，当然地点也不一定就在厕所，但见面聊天的理由却肯定是上厕所——这是我一天工作中最惬意的时刻。
然而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的思绪都在围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