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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阻地由此地传递到彼地。就算你能耐心等待那些数据全部到达目的地，在那比特构成的海洋中，又怎能轻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一根针”？这情形很像你在北京城庞大的交通网上，在140万辆流动的汽车中寻找你女友驾驶的那一辆，如果没有有效的指引，必会无功而返。而因特网上流动的比特却是数以兆亿计的，其搜寻的艰难，自然可以想像。
伴随网络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必然有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强。对于因特网上种种尴尬的情形，科学家的办法，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多媒体化；一个是可移动化，也即无线通讯；一个是网络化。“信息业走向哪里？就是这三个方面。”张亚勤这样概括他对未来的判断：“因特网是这三个东西的交互，处在中心的位置。”
其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如下：获得－－压缩－－传输－－检索－－提取－－再现首先，如果计算机不能“获得”各种自然形态的数499据，比如语言、图像、声音等等，一切都无从开始。然后，如果不经“压缩”一环，以目前因特网的水平，显然不能容纳如此大量的数据。但“压缩数据”与“压缩饼干”不同。后者可以把所有原料搅合在一起，改变原有形态，面粉脂肪白糖等等不必分出彼此，“压缩数据”
如果也像“压缩饼干”，那就完全无用。它必须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恢复原有形态，它要求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和最低廉的成本，这是“传输”。还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准确迅速地“大海捞针”，这是“检索”。人们处理比特的工具越来越多，个人电脑之外，已经有了种种形式的无线通讯，比如正在流行的掌上通、手机和电视机顶盒，所以同一次传输和检索过程必须能够适应所有这些设备，也即专家所说“可移动的环境”，这是“提取”。最后是数据的“再现”，这包括数据的还原过程和一个让用户最容易操作的界面。
这一过程在1999年春天曾出现在张亚勤办公室的白板上。那一天，李开复和张亚勤在一起讨论科研的基本线索，张亚勤在白板上画出一个流程图。后来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将网络多媒体3个研究小组的目标集中起500来，就构成了这个流程的从头到尾。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3个小组的目标，那就是，沈向洋小组解决的是数据的“获得”。张亚勤小组要解决数据的“压缩”和“传输”，张宏江小组要解决数据的“检索”和“提取”。这里所谓“数据”，包括了语言、声音、纹理、图像，还有视频（再现的工作，多数小组都会涉及）。
张亚勤以往在世界计算机软件业的地位，正是来自他在数据“压缩”和“传输”方面所做的贡献。而张宏江则是全世界数据“检索”和“提取”的“鼻祖”。这两个人分别在自己的领域中已经努力了十几年，卓有建树。
然则，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似乎总是走在他们的前面。
当一台电脑吃力而又缓慢地把一幅图像显示在屏幕上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等待的焦躁和烦恼，同时又会感受到画面逐渐呈现带来的喜悦。但在专家们的眼里，那屏幕上显示的东西并非图像，而是成千上万颗小圆点构成的一张网。他们把那些圆点叫做“像素”，同时认定，大部分像素其实只是重复。比如一幅照片上，千万个蓝色圆点组成蓝天，其实这只是一个蓝点的重复。
501专家们通常用“冗余度”来描述这种现象。所谓“数据压缩”，也就是把“重复”先行取消，等到用户提取图片的时候再还原。这对运动着的图像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只需保留后一幅与前一幅的区别，而将所有相同之处全部删去。科学家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有可能将数据压缩至1％…2％。其余均为“冗余”。你可以设想，当一条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量减少了98％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张亚勤小组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压缩与传输，和网络资源的情形联系在一起。网络传输的带宽（“带宽”的意思，如果形象地表述，就是线路的宽度，在固定的时间段中，越“宽”
的线路，可以传输越多的数据），并非固定不变。在同一条线路上，数据的传输有着快慢多少的区别。这情形如一条电话线上，一个人“占线”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话音就必须等待。张亚勤小组的想法是，让数据的传输根据带宽的变化来自动调节。这就不但要将数据“压缩”
得好，还要拥有其他的功能。比如在道路拥挤的情况下，就让路上的汽车缩小，如果还是拥挤，只好停止一些次502要汽车的通行，而让重要的汽车优先通过。而在道路良好的情况下，又能让延误的车辆迅速地赶上来。又比如，由于压缩的奥妙是裁减“冗余”，以一当百。所以一幅图像上的微瑕，就会一直延续到最后。因此有必要让系统具有解析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保证压缩中出现的错误，可以在提取的时候弥补过来，专家们把这叫做“可调节性”，它显然要比“可压缩性”更加艰难。
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张亚勤的专长。此人一向标榜与众不同，就连自己智慧和热情的指向，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与大多数中国学生在海外苦读不同，他在美国后来几年的主要经历，其实是放在投资和公司经营上。
又同大多数回到国内投身商海的留学生不同，他回国之后反而能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在1999年，他写了至少20篇论文，多数课题是同他人合作，他自己也全力做了3个。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多媒体信息同步传输在因特网和无线通讯的架构上。尽管他在世界计算机领域的科研成就首屈一指，但他发现因特网时代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就像我们前面的叙述。这使他意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研究，最重要的事情是，从开始就想到最503后：压缩的时候想到怎样检索；传输的时候就要想到给谁传输，又怎样再现；公路上很拥挤的时候，你要想到怎样控制，怎样指挥，怎样分配路面和时间。张亚勤说：“这是一个完整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想到，每一个环节都要和别的环节紧密相连。”他为此建造了未来信息科学的新框架。其基本定理是：信息传输速度越快，失真也就越大。这理论在以往的信息科学中叫做“速率…失真论”，并非张亚勤始创，而是克拉德．商农在50年代创建的，它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全世界信息科学的基石。但是，张亚勤在“商农理论”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这座因特网技术大厦，却有着全新的含义。
很显然，张亚勤现在的研究已经覆盖全局。“我在拓展未来。”他说，“原来的研究限制在一个局部，是创作一个配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连比尔．盖茨也认定，微软公司最优秀的多媒体技术研究员都跑到北京去了。在张亚勤小组中，就有来自美国的李世鹏和李劲。李世鹏主攻“视频压缩”，其要点在于“可调节性”，这比他以往的研究困难百倍。李劲504是“图形的压缩传输”，这东西和沈向洋小组的研究有点像，两者都是“图形”，其实并不一样，沈向洋的问题是怎样获得图形，不问“获得”之后的事情。李劲的问题正是“获得”之后的压缩，既能压得小，又能压得好。
合二而一，恰为一个整体。朱文武在11月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后，其精力集中于“网络资源的分配和变化”，也即因特网上的传输和无线传输。这样，这个小组就在张亚勤之下出现了“李－李－朱”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张亚勤在“龙苑会议”上很谨慎地宣布，他只有大约60％的把握，但小组里面谁都知道，倘若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在“死亡线”之前拿出成果，而他们一无所有，那就意味着自己的落后。这种心理上的相互影响，代表了希格玛大厦里各个小组之间无言的竞争。
新办法原来就是“脑筋急转弯”
对于大多数研究员来说，“死亡线”具有一种明显而又奇异的激励作用。其意义，既不同于我们国家通常的“精神文明教育”，也不同于“物质第一”的逻辑。事实上，大多数人把“死亡线”铭刻于心，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不过是想要赶在别人的前边，把自己喜欢的事情505做完。
夏天开始的时候，张亚勤小组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李世鹏拟订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但就是缺少人来实现那些得意的想法。幸运的是，暑假里有大批学生到这里来实习，他一下子找来6个学生－－2个研究生，4个博士生。这些学生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