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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阶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的，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
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
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拚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155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
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
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是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156败。”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
然后成为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157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
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
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
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缩得更小，传输更快，质量也更好。他的发明后来成为一整套最新国际标准中的重要部分，为全158世界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共同遵循。在计算机的领域里，创立一种能够影响世界标准的技术并非易事，有些人毕生奋斗未必能有所成，而张亚勤居然能在31岁以前就创立出50多项技术。若非天赐良才厚遇，实难想像。
然则张亚勤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以及11种专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后来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美国这个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和最多专利的中国人。1999年3月，当这个圆脸浓眉的东方人接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时候，一份描述他的杰出贡献的清单，在同行中间流传。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清单上的专用名词不免枯燥难懂。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和家里摆着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张亚勤和他领导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对于人类进步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因特网、数字电视、电视上网、手机上的视频、可视电话、电视台节目制作、掌上电脑、DVD……都包含着“数字视频”的应用。
荣誉这东西，有点像是一副反方向运动的“多米诺159骨牌”。一旦你的面前树立起第一个，后面的就会接踵而来。自从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之后，张亚勤面前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挡都挡不住。人类有些毛病会因地因时而异，但另外一些毛病却有可能是共同的。
比如中国人喜欢为强者助威或者贬损弱者，“追星”或者“墙倒众人推”，美国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毛病。张亚勤觉得自己要成“明星”了，不免心中不安，逢人就说：“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做得比较早。”有人以为是他发明了数字电视，他赶忙纠正：“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发明了数字电视。”他不谈自己的成就而去谈论宗教，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对宗教特别有兴趣。虽然还谈不上信教，但他常常在周日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又说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去了故宫，看到王羲之书法和清明上河图，为中华文化的永恒和历史的博大所震撼，不禁觉得计算机技术真是渺小，而且转瞬即逝。
“因特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一个朋友说。
朋友说：“因特网统一了全世界。王羲之的字现在有几个人看呢？”“为什么要统一全世界呢？”他反问。
160此人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潇洒一些。“喝茶，吟诗，下围棋（据说他是围棋业余五段），像古时的文人那样，与世无争，多好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像现在这样搞技术，最要紧的就是争胜。
一天不胜就会被淘汰……“说话间忽然长叹一声，”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别人呢？“言谈中居然有一些”求败不成“的孤独，但他也许是在故意淡化自己昔日的荣誉。倘若如此，则证明对自己的未来仍有足够信心。
1998年12月，张亚勤终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人说他选择了微软，中国人说他选择了中国，其实都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是到微软在美国的研究院，我可能不会考虑。我想回中国，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微软研究院，我也不会回去。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现在是中国的微软，正好。”现在，他必须像李开复一样设想搬家的问题了。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有一个很好的家。妻子汪健是华尔街日报电子版的资深分析师。她是安徽马鞍山人，也是张亚勤在科大的同学。“我们的感情很好。”张亚勤提到161妻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