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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始终在一旁伴随。自从他在夏天来到北京，加盟研究院，李开复就想让他主持研究院与中国高校的关系，还负责人员招聘。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们认为这个决定太保守，一再说陈宏刚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在微软公司有着良好的职业记录，现在拿来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未免大材小用。李开复不以为然。
他说，正是因为他有最好的教育水平和最好的职业记录，才让他来做这件事情。还说：“对于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和学生见面。”朋友们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开复的确是把和学生的见面看得比和官员的见面还重要－－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先后与35000个大学生见面并且对他们发表演讲。新院长的这种管理特色，有他自己的信念为基础。他坚信中国存在他需要的人。
那时候，希格玛大厦里面谈论的话题还有：招聘问112题、待遇问题、档案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回国学者举家搬迁问题、外地学者进京户口问题、最优秀的人在哪里、受教育水平越高优秀人才的概率也就越大、大学生中最优秀的人是不是全都出国了、寻找并且雇佣比自己更聪明更有创造能力的人、中国的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北京计算机领域的56家媒体、人事制度、户籍制度、档案制度、怎样感谢那些支持了研究院的中国官员、该为那些介绍毕业生来应聘的学校提供多少赞助……李开复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挺有煽动性的说法：“我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和有同样梦想的人合作，共创人类计算的未来。”“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我们当然鼓励成功，但我们也鼓励失败。”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下面这个话题：“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
陈宏刚开始频繁地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接触。
微软在中国学生心里早就留下了傲慢无理的名声，所以113大多数学生对微软的主动行动准备不足。1998年11月5日上午，陈正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后，方知他和另外那4个博士是第一批进入研究院来面试的人。他们是从大约500个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共同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全都是博士、全都年轻、全都聪明，不同的特征可就有点引人入胜。
1989年深秋时节，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20岁出头的陈正顶着秋风秋雨瑟瑟发抖。他是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典型的小脸，尖下巴，戴着一副镜片又厚又大的眼镜。表面有些拘谨，脑子转得飞快，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却有一种高效率的突击能力。读书的时候，总是在学生中间串门聊天，但却总是能在考试的时候进入前三名。当日他北上京城，是为了尽可能远地躲开父母的干预。
父亲年轻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母亲则按照自己的爱好在中学做英语教师。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家庭要是放在陈正的时代，多少也算是个“人才高地”。“可惜他们的理想后来全都不能实现。”陈正后来说。陈正1972114年底出生，对父母这一代人的坎坷以及感情深处的种种伤痕并不能深知，但在他们的交谈、抱怨和相互争吵当中，渐渐明白他们的“牺牲很多”，知道了他们投身革命和自觉接受改造的一些故事，整天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然后是父亲下放基层医院，母亲到军垦农场劳动。
陈正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这以后，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模范的人，特别热衷于工作，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做到最好才满意。”但新的时代毕竟不再属于父亲那一代人，而是属于儿子的了。于是，父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陈正学医，但儿子坚决拒绝了。陈正看见那厚厚的医学书籍就头疼，但却格外锺情于计算机，于是自作主张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一年北京开学晚了。陈正9月底从南方到北方，恰逢秋雨秋风，只穿衬衣，不免饥寒交迫。
尽管北京从来没有在9月份下过雪，但陈正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日情景，一口咬定那天他见到天上飘着雪花。直到终于到了学校，走进一间8人同住的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最厚的衣服穿上，才觉得好一些。他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冷”。然后就是第二个发现：“北方的饺子那么难吃。”不过，他很快就把目光从衣食上挪开，因为115他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气氛浓，学术气氛也浓。他想到父母临别时嘱咐他不要参与政治的话。他对政治本来没有兴趣，只把时间和智慧用在计算机上。即使是恋爱季节，和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和女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女友说他和计算机结婚了，他憨笑默认。直到现在没有结婚，他并不着急。
1989年深秋进入大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名叫张高，湖北人。他在考高中的时候是黄石市的第三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此人只知道埋头读书，语文很差，数学极强。他在华中理工大学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同学都说他有很强的做官的能力，不过，他却羡慕那些做工程师的同学。他没有仿效姐姐去搞艺术，对母亲的裁缝技术也没有兴趣，但他却欣赏母校的传统。
他说华中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是“宁做总工不做总理”。他讨厌官场上的恩怨是非。他在1996年来到北京，不是看中那些高墙后面的政府机关，而是选择了中科院的软件所。现在，他的博士学业也完成了。这一年软件所的毕业生时运不济，整个科学院都在精简，软件所原来200多人，只能留下50多人，还要那么多新人干什么？同学116中想出国的不少，20来个博士走了七八个。硕士走得更多，十个中有九个出国了。剩下的不是进了国家机关，就是在北京寻找外企。张高仍然信守多年前的原则：讨厌曾经讨厌的，喜欢曾经喜欢的。他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希望在自己背后有很大的支持。张高不想到企业去。他说，那里总有人在屁股后面追着你要产品。
但他终于意识到，继续留在中科院，就连科研的经费都会成为问题。这时候他从导师那里知道李开复的名字，于是，像陈正一样，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发出了电子邮件。李开复当日覆信，邀请他到研究院来看一看。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电子邮件竟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在日本计算机领域享有极高声誉，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带过中国学生。90年代，蔡东风成为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日本教授以中国学生为自豪，但中国学生却对日本不感兴趣。蔡东风是辽宁人。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但后来他还是回来了。他不像他在国内的那些同胞，不是对老一辈日本人的侵华耿耿于怀，就是对今天117日本人的排外抱有很强的反感。他是搞研究的，只关心学术的顺逆，他说日本人的软件开发思想不如美国。
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国内的大学经历，一定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觉得心里踏实。这也难怪，他是“文革”
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没有一肚子的回忆呢。他说他的大学生活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整个国家12年的中学毕业生在同一个时间考大学和读大学，这本身就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当年他的“老班长”比他大10岁。而今天，当他1998年11月走进微软的时候，恰在“不惑之年”，比他周围的那些应试者也要大10岁。
祖籍江南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大的童欣，1989年终于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那时候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父亲是北京人而母亲是苏州人，当年两人一个学采煤一个学地质，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一同来到张家口－－长城以北一个荒凉闭塞的地方。那是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荒凉闭塞”正是年轻人远大理想的一部分。但现在不同了，电视上播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广告上说的是“将减肥进行到底”。
118父亲和母亲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变化，但却很坚决地要求儿子“将来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此种“摆脱闭塞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简单而且原始，但它给予一个人的内在冲动之强烈，不身临其境是难能体会的。童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