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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说有笑地走在马路上。这样并肩走在一起的情景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想起近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袁梅心里无比感慨。
那天晚上，袁梅与小波做了一次长谈，她分析了女儿的各科成绩，认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应该放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这样的目标她只要踮起脚就能达到。听了她的建议，小波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袁梅明白了，其实小波心里知道，上北大的目标她是达不到的，可是在心理上又不愿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袁梅的分析和建议实际上给她搭了一个下来的台阶。她很自然地就走下来了。
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小波变得轻松了，愉快了，学习效率反而高了，在六月初进行的二模考试中，小波的成绩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10名。
一位刚走过高三的年轻人说，在高三的时候，老师是坚强的，家长是坚强的，考卷是坚强的，习题也是坚强的，也许，惟一脆弱的，就是那些为了固定的行刑日期而奋斗着的学生们。脆弱的人，需要的是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爱。“快乐”高考见到尚秀，是在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的那天，女儿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了73分。听说我要跟她聊聊那场“快乐的高考”，她笑着说，幸好有这个结果，不然，也许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高考不应该是一件让千千万的考生和家长饱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事，如果它让那么多的人饱受痛苦和折磨，那么它一定出了问题，一定不合理、不正常。但是，选择“快乐高考”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候，女儿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儿逢大考就紧张就做噩梦，不是梦见答题卡没填，就是梦见卷子拉下没做，常常大哭着从噩梦中惊醒。而且这样的噩梦在考前和考中总反反复复地做，有时闹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女儿的恐惧症是从“一模”前开始的。
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定在5月9号。“五一”，学校放了七天长假，担心女儿犯老毛病，我想让她有张有弛地安排这段时间的生活，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给那几天作了一个安排：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去逛一次商场；去听一场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复习。聚会给了她快乐轻松的气氛；逛商场满足了她喜欢逛街购物的兴趣和爱好；而那场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更让她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那几天她过得充实而快乐。问题出在考试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似乎有预感，睡觉时，我没有关上房间的门，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接着是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声音是从女儿房间传来的，我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噩梦又开始纠缠她了。
我没敢开灯，摸黑到她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坐起来了。见我进来，她喘着粗气说：“妈，好可怕，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数学卷子答题卡没填，而且跟同学对答案，我的答案全是错的。”
她似乎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快躺下睡吧，你是在做梦，是假的，都是假的……”她睡下后，我回到房间，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噩梦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女儿内心隐藏的对考试的恐惧。如今，高考已经一天天逼近，如果女儿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也许还没进考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
早晨，女儿出门时我笑着对她说：“妈妈相信你能行！祝你好运。”女儿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女儿的“一模”成绩出来了，虽然与平时成绩有点差距，但在区里排名仍比较靠前，而且英语成绩进了东城区前60名。如果她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参加高考，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可是，“一模”考试后，她并没有轻松起来，反而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害得我在她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更不敢问她有关学习的事。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说不定我的精神也要跟着她一起崩溃了。
转眼已是五月底，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报纸、电视、网站上有关高考的文章铺天盖地，不是“高考技巧”，就是“名师坐堂”，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高考进行时”专栏，将高考的气氛造得像一触即发的战争。
而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战前总动员，一周内开了三次由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的大会，每一次都是校长亲自讲话，分析形势，找出问题，提出希望。
“人生在此一搏”，“十二年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天”，“考上大学方能修成正果”。当这样的教诲常在耳边响起时，考生不能不紧张，家长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
其实，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全看自己怎么看。
快乐需要找个借口，减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就在我想给快乐找个理由时，“世界杯”来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和女儿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铁杆球迷，虽然偶尔也看看球赛，但从未疯狂过，更不会将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届世界杯因为将战场搬到了亚洲，更因为有中国队的加入，使中国许多原本不是球迷的人也成了球迷，我和女儿就属于这一类。第一轮比赛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回家，坐到电视机前。这与其说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不如说是一种逃避，逃避高考给我带来的焦虑。因为我已感受到了这种焦虑的折磨。开始几天，我一直为让不让女儿看球犹豫不决，后来我发现，看球使我的焦虑症状明显减弱，我每天像盼望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开演那样盼望着下午的球赛，我不再忧心忡忡，我的心和情绪跟着足球在飞，或击掌叫好或顿足叹息，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
6月4日，是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亮相。那天女儿放学早，回家赶上了看下半场，那球踢的真让人揪心啊，球传到了李玮峰的脚下，女儿激动得大喊大叫：“帅哥，快带球冲啊！”可是那球踢着踢着不知怎么又到了哥斯达黎加队员的脚下，女儿指着电视机里的李玮峰说：“臭，你真臭。”
看完球，我和女儿坐下吃晚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是对这场球的评点。女儿说，中国队太不经打了，输了两个球就打不起精神，你看看人家日本队、韩国队，打不死你，拖也要拖死你，那才叫精神！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6）
我真有点不相信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从她嘴里出来的，要知道，“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话我也在她面前说过，可她从没听进去过，只要我开口，她就说，去去去，你怎么就像个政治辅导员呢。
这时，我开始品味出了一点足球魅力的奥秘。那看球的，看的其实不是球，而是人，是人的魅力。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技比赛，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
从六月初开始，学校只上大半天课，让学生自己回家复习。女儿回家的时候，往往正是下午第二场球赛开始的时候。经我们共同商议后决定，前两轮比赛，她只看精彩的，其他赛事由我转播，后两轮比赛她全看。
由于有了“世界杯”，我和女儿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饭桌上的气氛也不再沉闷。有时是我向她转播世界杯，并加上我自己的评点。如果那场球是一起看的，一个人的评点便变成了两个人的评点和讨论。
中国队对巴西、中国队对土耳其的两场球赛，女儿一场不落地都看了。她为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顿足、羞愧，为日本队、韩国队敢拼敢抢、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大声叫好和感动。六月的每一天，因为“世界杯”而过得有滋有味，家里没有那种高考前的紧张气氛。女儿不但看球赛，而且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刘建宏和沈冰评球，看完后便回房间埋头复习。
一天，一位朋友来访，见我女儿津津有味地在看电视，很惊讶地悄悄问我：“她是今年高考吗？怎么还在看电视呀？”说实在的，虽然我给自己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