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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他们的职责包括挑选经理人员和职员—一他们本人也可以包括在内。它是第一个大“托拉斯”，是完全合法的组织。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托拉斯”这个原来是保护寡妇和孤儿利益的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遭人贬斥和憎恨的名词。与此同时，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设立机构以控制设在那些州里的经济实体。托拉斯协定使得建立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协调、处理各种不同经营单位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个任务由于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更为紧迫了。同时托拉斯也给予洛克菲勒和他的助手们“合法的外衣和弹性的行政管理权，他们需要这种权力来有效地经营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资产”。
合法的形式是有了。但是怎么对付因管理这种新的经济实体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呢？怎样把这么多独立的企业家和生产这么多产品的企业纳入这个新的托拉斯里来？这些企业生产煤油、燃料油和三百种左右的副产品。于是，一个由委员会管理和协调的制度应运而生。托拉斯里有内销委员会、出口贸易委员会、制造委员会、桶料委员会、输油管委员会、诉讼委员会、润滑油委员会，后来又有一个生产委员会。从全国各地来的日报表像潮水般流入各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上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由高级经理们组成，确定全面的政策和方针。执行委员会不发布命令，只提出要求、建议和推荐。但是没有人怀疑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和控制。总公司和下面单位的关系在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评论：“你们在基层的先生们比我们更能对问题作出判断，让我们不要陷人具体的安排而使我们不能控制政策。”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治标准石油公司的基本战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更加明确了——做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商。这就需要有效的经营、控制成本、努力扩大规模和产量、经常注重技术，以及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市场。为了提高效率加强了炼油厂的经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仅三家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设在克利夫兰、费城和新泽西州贝约尼的三家——的产量就上升到占全世界煤油总供应量的1 ／4。眼光盯住生产成本的做法是从不动摇的，计算成本起来有时候要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位。“要让每一件事都经过计算是我的规律，”洛克菲勒有一次这么说。公司利用它的优良通讯设备在油区、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安特卫普以及欧洲各地的差价中套汇谋利。公司还使用情报间谍的特殊装置来探听市场情势和跟踪竞争对手。它有一套记录国内几乎每一个石油买主的卡片目录，从中可以看出独立油商所购买的每一桶石油的去向——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是哪一个地方的杂货商购买了他的煤油。
洛克菲勒的管理基于一个中心主题，他相信石油，而且这个信念永不动摇。原油价格下跌不是他焦虑的理由，而是买进的机会。“但愿原油再次下跌……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任何统计和情报……妨碍他们的买进，”这是他在1884年作的指示。“当市场跌到最低点时，我们必须作出努力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惊慌失措。”之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不买进，我们肯定会犯一个大错。”
包括洛克菲勒、他的弟弟威廉、亨利。弗拉格勒和另外两个人在内的高层经理们，一共控制4 ／7 的股份。也许还可以包括另外十几个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倔强固执、刚愎自用的有成就的企业家，而且原先都是洛克菲勒的竞争对手。“要使这些刚毅自信的人同意一件事往往不是简单易行的任务，”洛克菲勒后来说。要使这样一个集体能够行动的唯一办法是意见一致。可供选择的办法和要作出的决定都要经过争辩讨论，洛克菲勒坚持说，只有当问题反复经过讨论，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事件，最后对正确的方针取得了一致同意之后才采取行动。“我敢说，各种问题就是这么快地处理的，当时我们办事的进度很快，各方面都有建树和扩展，”洛克菲勒回忆说。“我们常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不知有多少回讨论那些艰难的问题了！我们当中有些人主张立刻投入大量资金，有些人则主张节约一些，我们往往是把这些问题妥善处理使之达到妥协，绝不像个别非常激进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匆匆行事，也不像保守的人所希望的谨小慎微。最后总是投票取得一致。”
在克利夫兰、纽约、匹兹堡、布法罗、巴尔的摩、费城之间的日夜客车上，经常可以看到高级经理们穿梭来往于这些城市之间。1885年托拉斯总部搬入纽约下曼哈顿区百老汇大街26号一幢九层楼的新办公大楼，这个地方成了石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每天在那里指挥全部企业。每天中午高级经理们都聚集在顶层的一间秘密餐厅吃午饭。席间交换重要情报，审议各种想法并取得一致。在洛克菲勒的领导下，那些他原先的竞争者们建立了一个其活动和规模都属空前的公司——一个新型的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组织。在百老汇大街26号午餐桌旁进午餐的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天才群体。“那些人比我精明多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威廉。范德比尔特告诉纽约州议会说。一他们都是具有非凡企业才干的精明人。在他们这个行业里我接触过的各个阶级的人中没有一个像他们那样精明能干的。“
“聪明的老猫头鹰”
但是最最精明的当然还是约翰。洛克菲勒了。托拉斯刚成立的时候他四十岁刚出头，已经是美国五六个富豪中的一个。他是公司的带头人，献身于公司的发展和企业合并，他深恶痛绝放纵不羁的竞争所造成的“浪费”——对于他的目标他不感到有什么不正义的地方。他既怪僻又审慎，令人望而却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常背诵一直铭记在心的一首韵诗：一只聪明的老猫头鹰栖息在一棵橡树上，看得越多，说得越少，他说得越少，听到的越多，为什么我们不都像那只老鸟？
从他开始创业的初期他就尽可能地少出头露面。他擅于分析和多疑，与人保持一段距离。他的性格冷漠孤僻，观察人时深邃尖锐的眼光令人心寒。有一次洛克菲勒在匹兹堡会晤一群炼油业主。会见以后，其中几个业主到外面去吃饭。席间谈话的话题集中在那位克利夫兰来的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令人生畏的人身上。“我猜不出他年纪究竟有多大，”一位炼油业主说。其他几位炼油业主也纷纷猜测。“我一直在观察他，”其中一位最后说，“他让每一个人说话，而他却坐着一言不发。但是他好像把每件事都记下来了，当他开口时他对每件事的意见都恰到好处……我猜他有一百四十岁——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定已经一百岁了。”
许多年以后，一位替洛克菲勒办事的人把洛克菲勒描绘成一个“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动感情的人”。导师在这个面具的背后还有另一个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我们的计划”开花结果的几年。这些年里企业实行了一体化，但也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压力和报界的攻击，身心感到焦虑和紧张。“那个阶段我所创造的财富还不够补偿我为之付出的殚精竭虑，”洛克菲勒有一回这么说。他的妻子也回忆说，那一段岁月是“忧虑的日子”。他自己记得那时他很少能睡“一个不受打扰的安稳觉”。
他用不同的方法来休息和放松身心。傍晚开会的时候，他会斜躺在长靠椅上让同事们继续发言，有时伸出四肢躺着参加讨论。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只肌肉伸展机供锻炼用。他酷爱马、跑得快的马，每天公务结束，他会驾着马车外出进行一个小时的快速跑车——有时蹄声嗒嗒地小跑，有时遛蹄慢行，有时扬鞭疾驰，——然后休息，晚餐，这样来恢复精神。“我在晚间还能处理信件，回复十封信呐。”
在克利夫兰，除了公务以外，他把精力用在浸礼会教会。他是主日学校的监督人，在学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一位当时的女学生回忆说：“他在主日学校领学生做早操时，他长长的尖鼻子和突出的尖下巴对着年幼的观众，苍白的蓝眼睛表情从不改变。说话的时候字斟句酌拖长声调，没有人怀疑他是真的喜欢这个职务。夺走他对宗教的虔诚等于是剥夺他的最大的爱好。”
洛克菲勒钟爱他在克利夫兰郊外森林山的住宅，精心设计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