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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奋斗下去。我们今后进行的方针，说是：‘注全力于社务之扩充及基金之筹 备，以完成由杂志改为学会之精神。’”
到了 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颇为动情 地介绍了新潮社的最后结局：“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 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 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 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 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 衰歇了。
查《新潮》目录，1922年3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即3卷2号是所谓的“一九二 〇年名著介绍特号”。由于蔡元培的《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两册和周作人翻 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两册大量积压，周作人接手编务的新潮社 在账面上出现负资产，从而导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只能以自费印 刷的方式延期在新潮社出版。但是，从长远来看，正是由于这两部书籍的大 量积压为周作人的两名得力助手李荣弟（小峰〉和孙伏园，通过处理积压书 籍展现经营才干并实现原始积累，提供了绝佳机遇。据顾颉刚回忆，由李小 峰、孙伏园联合创办的北新书局的第一笔资金，就来自于此：“我参加了《新 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 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 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 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 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 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 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 叫‘北新书店’。〃？
周作人主持新潮社的主要贡献，是继《新潮》杂志停刊后选编的一套“文 艺丛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冰心的诗集《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自盲诗人爱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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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诃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第三本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四本是（：？女士 翻译的法国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本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 六本是李小峰翻译的丹麦童话集《两条腿》。第七本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小品集 《陀螺》。第八本是冯文炳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九本是李金发的诗集《微 雨》。这九本书后来都由北新书局经销，日益壮大的北新书局也因此成为周氏 兄弟版税收人的主要来源。
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始终没有与鲁迅见过面。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两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27年2月8日，也就是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第21 天。傅斯年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后的第三天即2月10日，鲁迅“被任为文学系主 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学生辈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 年成了鲁迅的直接上司。
鲁迅与傅斯年的合作并不愉快。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谈到傅 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表示 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对此表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息事宁 人的态度：“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
3月5日和13日，鲁迅两次邀傅斯年吃饭；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 解。傅斯年在3月下旬致电顾颉刚：“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 月薪三百，函详。”意思是说鲁迅反对聘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傅斯年为此 事提出辞职。由于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有及时收到这封信，只好于4月15日赶 赴广东。“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 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 张三人皆留。”⑩
鲁迅日记中傅斯年与他最后一次联络的记载是1927年4月19日的“下午得 孟真信”。坚持反对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职的鲁迅于4月21日辞职离校。关于 此事的大致情况，鲁迅在5月15日致章廷谦信中介绍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 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 时，我便走了 ；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
周作人对傅斯年的全盘否定｜ 161
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
这封信中的“红鼻”指的就是鼻头发红的顾颉刚。几个月后，鲁迅在致章 廷谦信中又谈到孙伏园与李小峰合办北新书局的事情：“伏园与小峰的事，我 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 没有收清过版税。……譬如他们俩究竟何时合作，何时闹开，我就毫不知道。 所以是局外人，不能开口。但我所不满足的，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 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 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 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 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情面者，面情之谓也，我 之亦要钱而亦要管情面者以此。
鲁迅此时正在收集证据与李小峰打版权官司。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临死 之前还公开表示“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即使对簿公堂 也依然对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李小峰留有情面。鲁迅此后的版税收人与周作 人一样，大部分来自李小峰经营的北新书局。
就周作人来说，他之所以仇恨《新青年》和《新潮》时代的学生辈的旧同人 傅斯年，主要原因是傅斯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所谓“文化汉奸”的强硬 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沈兼士、陈雪屏先期到北平接收 教育机构。他们在处理“伪北大”教职员时态度较为平和，后来还联名呈文国 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替周作人说情。在胡适回国之前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傅 斯年，对于沈兼士、陈雪屏等人的平和态度却大为不满。1945年11月，远在云 南昆明的傅斯年接连给中央政府特派员沈兼士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发来两份 电报：
其一，“沈特派员兼士转朱教育部长：铁密。今日报载中央社稿，伪校学生 甄审办法有动，无任惶骇，欲取得北大学籍之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均勿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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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政考试，教部不能以伪校之成绩强来分发。究竞如何办？祈示。乞慎重。” 其二，“沈兼士先生转朱部长：郑毅生兄等来信，知伪北大学生多所要求， 弟意处理伪北大应与伪中大同，不宜迁就，必求一致。部令必须贯彻，部中对 彼等宜多劝导，解释多种办法皆为结束伪局，重视学业之故。若彼等期正式入 北大，先闹学潮而有所得，以后学风不可复问，于是北大真亡矣！弟曰抵渝，并 闻。”⑩
1945年11月28日，《大公报》又公开刊登《傅斯年谈话北大不聘伪教职员》 一文，其中专门点出了周作人的名字：“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 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两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人辅仁、燕京任教。 ……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1945年12月2日，北平各报纷纷又刊登“十一月三十日重庆专电”：“北大 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 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 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人 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周作人见报后，在当天日记中 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人文末。
没有办法洗清所谓“汉奸”罪名的周作人，用来反击傅斯年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政治与道义问题上反咬一 口，斥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