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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 了……”
1964年10月17日，晚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书信中再次提到 兄弟失和的事情，说是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著《五四文坛点 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 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同年11月16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再次强调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 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按照钱理群《周作人传》的介绍，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 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这样几句话： “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 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 一点：兄弟失和的原 因是他的妻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却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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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人”的关爱与“凡人的妒忌”
在作为当事人的周氏兄弟没有提供正式答案的情况下，其他人关于周氏 兄弟反目决裂的所有解释，都只能充当仅供参考的局外旁证。
许寿裳（季市〗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介绍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 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 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 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 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针对这种说法，周作人断然否定道：“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 ……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 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这里我要说 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 季市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 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
相对来说，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的说法就显得较为公正：“据凤举他们 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 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 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 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 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年寄住在八道湾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 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鲁迅与弟媳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 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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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回忆，台静农曾经告诉他鲁迅与周作 人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 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螅⌒耍胱庞鹛抛右舱偶保沟胶笤喝ネㄖ鹛抛樱涣虾罄从鹛抛印《灾茏魅怂德逞噶菇矗馔挤抢瘢茏魅司尤恍帕恕！盄
相比之下，还是鲁迅的独子周海婴最为坦荡，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 写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 致兄弟失和的。……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 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再联系当时周兄 弟同住一院，相互出人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 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 ‘窗台外’吧？ ”⑩
在笔者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决裂，另有更加内在的精神因素，那就 是鲁迅的“超人”关爱与周作人的“凡人的妒忌”的难以调和。前面已经提到过 鲁迅以越俎代庖的“包办”姿态替周作人给羽太家寄钱的事情。到了 1919年8 月13日，周作人已经从日本回国，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太熟练的鲁迅，依然在 致钱玄同信中“包办〃《访日本新村记》的发表事宜：“子秘巳偕妻、子到京、现 在住在山会邑馆间壁曹宅里面、门牌是第五号。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 无聊、我想《新青年》上不登也罢、因为只是一点记事、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 各处登载的。”
在1921年7月31日致周作人信中，鲁迅又留下了“包办”周作人稿费的确 切证据：“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 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也巳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 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也矣。”
按照《鲁迅全集》的注解，“孙公”指的是《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雉鸡 烧烤费”指的是周作人翻译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小说《雉鸡的烧烤》所得的稿 费，该文载1921年7月9、10两日的《晨报》副刊。在周作人住进西山养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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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件和稿费都是由鲁迅经办的。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所写作的《牺牲谟》、 《颓败线的颤动》、《兄弟》充分证明，习惯于“包办”周作人的私人生活的鲁迅， 给自己预设的是施恩于周作人的尼采式“超人”的地位。这恰恰是追求精神自 由的周作人，最不能够忍受的一个根本点。道理很简单；任何人单方面的关爱 都不能够演变成为干涉甚至“包办”别人的私人生活的正当理由。早在《新青 年》时代，胡适就通过独幕戏剧《终身大事》，向出于关爱之情而包办儿女婚姻 大事的旧式父母，呐喊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反抗心声：“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 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
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尽情表白了自己“甘为人梯”的 “超人”情怀：“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 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煽动，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 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人左翼 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 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接下来，鲁迅还专门谈到曾经爬上自己的“梯子”的周作人及羽太信子： “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人 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 也。……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习，终必 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 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 徒，每较安居者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 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 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这里所说的八道湾的“皇帝气之积习”，并不是一些研究者所说的日本女 性羽太信子的“积习”，而恰恰是鲁迅自己的“积习”。在此之前的1927年10月 25日，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国民党政要易培基邀请发表《关于知识分 子》的演讲，毫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皇帝气之积习”：“我从前也很想做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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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后来在北京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 皇帝也不想做了。”
在1927年1月11日写给许广平的情书中，鲁迅也明确谈到过自己以“偶 像”和“中心”自居的“超人”情怀：“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