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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杂志最为直接的败坏，并不是来自大 总统徐世昌，而是来自与陈独秀、胡适同为安徽籍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安福 系。1919年3月18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在长篇社评《请看北京大学思潮 变迁之近状》中，全文录人林纾（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并且进一步点评 说：“日前宣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等三人辞退。但经记者 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 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 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教育部令北京大学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一事虽然子虚乌有，但是， 在此后不久的1919年3月26日，教育部长傅增湘迫于包括大总统徐世昌、国务 总理段祺瑞在内的高层压力，不得不给蔡元培寄来劝告函：“自《新潮》出版， 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近 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 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 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
据1919年4月1日《申报》报道，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 奇认为鼓吹新思潮的北大教员和学生“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专门到教育 部请教育总长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 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 培氏0
蔡元培因“五四运动”爆发而辞职南下后，徐世昌于1919年6月6日签发大 总统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举虽然不利于蔡元培回北大复职， 从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在依法行政的制度程序方面却是无可挑剔 的，并不存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玩弄专制权术的嫌疑。前北大教授、代理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41
校长、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学栽培过的优等生胡仁源，在北大师生的坚决反对 下也并没有到校就职。
另据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介绍，1919年6月28日晚8点左右’ 大总统徐世昌请北京各校的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一致反对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徐世昌虽然不很情愿却还是选择了顺应民意：“政府 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 ”代表 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 好向同胞交代。”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发往巴黎，命令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1933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中回忆说：“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 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琴南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 ‘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 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而在事实上，当年的大总 统徐世昌以及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都没有过分为难“凡事过于 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的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被蔡元培免 除文科学长职务，以及《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并不是由于“称为小徐的徐 树铮”所制造的“文字狱”，反而是由于“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的《新青 年》及北京大学同人的内部争斗。由徐世昌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 容忍了《新青年》杂志致力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自由言论。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写道：“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人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 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 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 死而后已。”①
这段话语尽管存在着对于鲁迅的严重误解，其中所透露的“某籍某系”与 蔡元培之间“包围”与“被包围”的人际关系，却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而 且直接关系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和中国教育文化史的整体走向。
―、“某籍某系”的由来
1925年5月7日，被女学生们驱逐出校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 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 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的学籍。5月27日，由鲁迅撰稿， 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 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
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源以西滢署名写作“闲 话”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闲话”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
氺文载台北《传记文学》，2006年11月。原标题为《文人的派系之争^遭受“包围”的蔡
元培》。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3
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 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 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 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 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 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针对陈源的“闲话”，鲁迅当天就写出一篇反驳文章《并非闲话》，其中写 道：“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 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 几句感慨，……
然而，鲁迅与女师大的“相干”程度，并不限于“担任一点钟功课”。在此之 前，许广平在5月27日致鲁迅信中，已经把七人“宣言”记在了自己头上：“今 曰一一廿七一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 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③
6月1日，《并非闲话》在孙伏园负责编辑的《京报副刊》公开发表。6月2日， 鲁迅又写作一篇《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莽 原》周刊第七期。在这篇文章里，从《新青年》时代开始一直采用化名从事写作 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籍”和“系”：“因为应付某 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 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 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 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 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陈源所说的“某籍某系”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限于鲁迅所说的浙江籍 国文系，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领、以浙江籍 的北大教员为骨干的法日派。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兼士先生与 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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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到了 1950 年，顾颉刚进一步回忆说：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 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 工作。……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 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人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 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 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