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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过插旗山的山顶，跑入乡下崎岖的山丘，农民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确保我们的步子要够快。
这是有用的——两天后，他睡得很好了。但现在他的鼻子跟水龙头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咙跟烧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发作了，我也病了。我父亲建议我们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最长的一周半。那感觉就像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一年的自己，不过现在被压缩到了十天当中——所有的害怕，烦扰，着迷，陌生，对于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击中了我父亲。我发现很难预测下一件搅扰他的事情会是哪样，因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经不再是从一个纯粹外来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对我来说很合适的一艘慢船，对他来说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经担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却一点不是问题。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队员一样，我发现父母的来访乃是一种揭示：我突然发现，我学到了许多，又遗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对噪音与空气较为适应了，那以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城里走动。我们观看街边的医生给农民的脚掌做手术；我们看着铁匠做凿子；我们去看棒棒军，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店员用手做兰州拉面。我们逛到了市场，看工人把鳗鱼去肠。一天上午，我们撞到老城区一家小店，一个男人正拿着把脏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在边上看了。
“那些是给医院的，”我问他时，男人大声说道。
“那家大医院？”
“对，大医院！”
那就是我会去看急症的地方。“他们会重复用这些针头？”我问。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告诉他那些宣传标语牌上说的什么，我把城里的熟人都介绍给他。他见了黄小强，还有学生之家的其他老伙计；他见了公园里的那些工人；他见了烧烤档的摊贩，还有那个十岁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绍给了茶室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时，三个对面美发厅的小姐喊着我的名字：“何伟！何伟！何伟！”
“那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问。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们格格笑着，从街对面叫着我的名字。她们挂着浓妆，染了头发。有一个在抽烟。
“你们嚷什么？”我用中文问。
“我们在叫你，”一个道。
“为什么？”
“我们想让你过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从李佳丽那儿——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小姐说完，她们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说。
当我们走下街时，她们在背后大笑。我父亲回头看去，问“那些人是谁？”
我觉得去拜访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们见了李神父，在他的屋里聊天。他很有礼貌地对我父亲说话，由我做翻译，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弥撒时，依然会用拉丁文。
“告诉他，我曾经在拉丁弥撒中，做过祭坛男孩，”我父亲说。李神父点点头，说在涪陵再没别人懂这语言了。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还记得传统的礼拜仪式，他点了头。
“以圣父，”他说，“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
有几分钟，他们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仪式。近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做翻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每个词，而我对他们本是多么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语会混上四川话；我父亲带着美国口音。他们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种生了绣的古老语言作正式对话，然而很清楚的是，在这对话的交流中，这两个男人彼此看见了对方。在他们的仪式结束后，李神父经常糊涂掉，直接用四川话对我父亲表达，以为他会懂似的。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愿主与你同在，”他说。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
我们去了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在那儿，金佛山的海拔超过了七千英尺。亚当与我曾经到过那个美丽的地区，完全未开发，除了三线工程时安排在那里的老旧军工厂外。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始解散这些项目后，涪陵大点的工厂都转为了民用，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工厂，则被遗弃了。交通状况太差，不值得改造它们，而且许多的偏远工厂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兴盛的日子，有些工厂也建得太快，太马虎，只用得了几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亲和我穿过一个高狭的山谷，那儿满是空荡荡的仓库与工厂，破旧不堪，墙上有消褪了的标语，二十年前写的：
备战！备荒！服务人民！
破旧的墙在宣告它们的紧急状况，在沉默的山谷中。但这儿再没有人去念了；工人们被转移去了重庆，或者涪陵，或者他们所来的地方。这里只有我父亲和我，独自步行，穿过这山谷的废墟，它们是为了回应美国核弹的威胁而急急安置在这里的。
（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
我们野营了两晚，徒步走去一个山洞，它是一个深洞，可以把我们带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这洞口是天然的，不过为了某种不明的军事目的，它里面是被拓展开的，也许它曾经是个军需品工厂，也许是个储存库——现在，它就是个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金佛山的心脏。我们用手电筒觅着路，在黑暗中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们回到了学校，发现一个英文系的学生，叫白琳达的，死了，在我们野营时。星期五下午她犯了头疼；晚上她被送去了医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没哪个医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个学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个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在秋天时，死在课堂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孩子的死乃在预料之中——她的一年前做过脑部手术，之后，她的名字就改了。因为这个医疗事故，张书记的妻子被准许生第二个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国习俗——更改名字，希望改变身体健康。
人们死在涪陵。当然，死亡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这个江城，它发生的情况看似更频繁，更突然。而且它经常以奇怪的方式发生；那年迟些时候，一个女人死在天主教堂，当时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在我离开的下一年，发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个英文系的学生，滑入了厕所蹲坑，撞到了头，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他们会哀悼，然后继续过下去。
（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
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他帮助安抚学生们，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一贯如此；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真让人无比酸楚。
之后，那十天的旋风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这是个温暖的日子；阳光明亮照着城市。在山丘上轻风吹拂。一个农夫在他的稻田里干活，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休息。我们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这儿没有人喊叫；没有车，没有人群；视野里不见宣传标语。我们只是坐着，呼吸着干净新鲜的乡村空气。
农夫的母亲出来和我们聊天了。老妇人八十一岁了，当我问到她是否在这房子里长大，她笑了。“这过去是地主家！”她说。“我太穷了，住不上这种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太规整的楼群，老妇告诉我，它建在150年前。现在有好几户人家住这儿。屋顶上铺着瓦，屋檐上有旧式风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乡下，很少有这样的建筑，我问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么样了。
“他们在1950年代被赶走了，在解放后，”老妇说。“他们去了北面，白山坪后面的乡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她的儿媳在听着，她问我。“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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