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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江城-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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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山门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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