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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河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奇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