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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因此写了上面一段话，供办案人员参考。
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是明白地告诉他们我已有了准备。很难说这份东西在军管会那里能不能起一点作用，不过现在能不能起作用不重要，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起作用，只是让我的档案袋里面有这样一份东西。至少在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案子，曾经枪毙了那样一个学生，查一查档案，看到了这份材料，可能会想是不是该重新做个结论？
再一份就是写给我的亲人和战友的遗书：
我的亲人，我的战友，我想念你们。在这风云变幻之际，我很难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不论明天发生了什么都会在我的准备之中。我的理想、我的人格、我的良知、我的追求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请你们能够记住有一个叫李乾的人，为他所钟爱的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献出了他的一切。
革命必将战胜反动，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死不瞑目的李乾
在写这封遗书时，除了几分豪气，还有几分悲凉和无奈。
不久后在一次突击检查号子的行动中，一个叫陈用银的看守七摸八摸从我的被子中查出了那份遗书，他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盯着我说：你准备死？我不做声，只是用平静的眼光看着他。
在较早的时候，我还设法给同学递出去一首诗：
无题
梦魂夜夜竞自由，雄心未已鬓早秋；
平生最怕屈死鬼，志在青云又何求？
注释：
①“特动”是武汉市的老红卫兵成立的一个类似于北京“联动”的组织，全称是“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
第十九章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我即将获得劳动的权力了，太幸福了。
自昨天军管会的代表讲了要让我们这些一时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不管过去的一千一百五十天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牢狱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双手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将要为人类造福了，不管作用暂时还只是如此低微吧，但毕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要正确地接受这三年多的经验教训，做一个从灵魂到行动都有益于人民的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一年二月六号
这是一则简短的笔记。
因为要离开这地方了，看守所就把进监时存放在保管室的笔记本、手表等物品退还给了本人，因此笔记本上才有了上面几句话，满以为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一连用了五个“了”字，认为噩梦已经了断，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新的里程碑。喜悦、兴奋、对未来的憧憬溢于言表。刚从准备杀头的阴影中走出，还没看见前面是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正确接受这三年的经验教训，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理想主义在我身上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太没记性，别人随意吹的一口气，自己就当了春风，以为春天就在前面，就忙不叠地准备抽芽吐绿。
昨天下午门开了，纪明灯用手一指说，你，还有你，把东西清好。以为又是例行的调号子，我和王老头跟着他到了一个门已打开了的号子，刚把铺盖整理好，又进来四个人，一下子把号子塞满了。
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走过来说你们先不要忙着清东西，有个事跟你们宣布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考虑到长期关押对你们的身体不利，军管会决定送你们去参加农业劳动。那里的空气新鲜环境好，饱饭有你们吃的，不论哪一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好。去的路上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了后，你们要争取好的表现，表现好的，最后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好啊！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方有人竟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将要从地狱到天堂的喜讯，仅次于释放，而我们现在已不抱释放的奢望，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想着一件事：半自由了。
莫忘形，这里还是看守所。纪明灯说完关上门走了。
六个人除王老头外都是运动案子，有的虽然没见过面，但也听说过，初次见面，好一阵兴奋。隔壁左右的号子都有动静，看来人还不少，是到哪里去呢？猜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猜出个名堂，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牢狱生活结束了。
有人很自信的说，今天晚上肯定一个人两钵饭，宣布我们去外劳，就是外劳待遇。
有人有点保留，不说两钵，一钵半总是跑不了的。
不论是两钵还是一钵半，大家都对从今天晚上起就要同饥饿告别是深信不疑的。王老头对饥饿的感觉没我们强烈，他也一样兴奋，对他来说也是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高兴。
晚饭时间到了，门外的响动告诉我们，万事具备，只等开门了。在强烈的期待中门开了，在强烈的失望中门被关上，这餐饭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吃饭时大家都不做声，在巨大的失落感中，空气有点沉闷。王老头说，几年都过来了，这一天两天还等不得？是这个理，大家也就释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不仅饥饿将和我们如影随行，寸步不离。而且会比在看守所里更“精彩”。
手表放了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能走吗？从保管室领回物品，我就盯着那块手表发愣，因为这块只在我手上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手表，不知道屈妈妈会不会埋怨慧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说什么我也不会戴上它，六十年代，手表还是挺贵重的稀罕物，我真是个惹事的人。
我试着上了几下发条，秒针居然动了，里面传出了清晰的滴嗒声，学俄文的钢院小黄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块苏联的“胜利”牌的表，样式不怎么好看，但好用。我们大学里面戴表的都不多，你一个初中生都戴表，还是当头头的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跟当头头没关系，我看见这手表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莫再说了。小黄有点不解地望着我。
二月七号开过早饭后，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带到看守所的空场子上，四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他们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中，我读出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敌人。
准备送去的人不少，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到了冯栋，他也看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分别三年后相见的喜悦和问候。绝对没想到的是此一去，等待他的是肝腹水，是到鬼门关一游；而迎接我的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