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褪窃嗔艘坏恪！�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脏兮兮的那层想验证一下，没想到要撕开还真不容易，费劲撕开一点后，看到里面还真是雪白的，凭我在产棉区劳动过几天得到的一点见识，完全相信了他对这床絮的说法。
“虽说是扫地出门，但跟那些家里有几个被拖去镇压了的相比，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个地主但没有民愤，我们那里又很闭塞，家族观念很重，胥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土改那一阵风过去后，反正靠劳动吃饭，也没有谁跟我们过不去，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古董从哪里来的呢？”
“我这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们那里偏僻，但学习的风气很盛，什么《楚辞》，《论语》，《史记》，《汉书》，几乎是家家必备。至于《古文观止》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那里属普及读物，随便拉个小孩都能背几篇给你听。”
“我听说你的传单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还有一份是你写的诗，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说了的，如果我要说出来就是继续放毒，要加倍处理。”
“是你一个人作的案？”
“是我一个人。”他说这话时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听说同时在武汉三镇都发现了你的传单，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实蛮简单：告同胞书和诗都是我早就写好了的，蜡纸是我刻的，纸张、油印机到处都有，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个布袋装好，到岳阳坐晚上的火车，到武昌时天黢黑，我租了一辆小三轮汽车，司机在前面开，我坐在后面把传单往外面撒，车子从武昌开到汉口，我的传单也从武昌撒到了汉口，传单撒完了天还没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又这么隐密，那怎么被发现的呢？”
“祸从口出。我以为事情已过去一年，肯定没有事了，再说我们那里这样的传单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了这事，当时听到的人也没有当个事，又传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传八传，总有人把这事当事啊，被人举报了。一开始只是在公社里面办学习班，也没有当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来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个月后突然绳捆索绑把我转到岳阳城里，不几天又把我送到长沙，后来又把我转到这里。在岳阳的日子真难熬，他们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认他们也参与了，把我吊起来打，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这长时间还没好。有次他们要把我的两只手铐在一个手铐里，我的骨头粗，铐不进去，他们就放在地下用脚使劲一踩，硬给铐上了，我的妈也，那一脚下来的时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叫起来。我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吊起来，铐子的一头铐住双手，另一头系根绳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过去。”他边说边摇头。
“那最后呢？”
“还是没承认。”
“你那几个亲戚呢？”
“他们受的罪不会比我小，也都没有承认，后来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转到长沙。”
“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又是刻蜡纸又是油印，他们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感谢我的。” 他浅浅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骄傲。他这话可以理解为没有因受刑不过而乱咬无辜，也可以理解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凭我的直觉，他很可能是一个人把事情全兜起来了。他脑袋里装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气质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你估计你的案子什么时候会判？”
“那不是现在的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六条》上说了，杀人、放火、放毒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这属于放毒，要等到运动后期。”
“那个放毒不是指你这个放毒，那是指用毒药害人。”
“我这是放毒，长沙的提审员都跟我说了，说我在武汉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汉来消毒。”
“那你认为会怎么判呢？”
“在我们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这样的反动传单在岳阳根本不算什么，武汉会重一点，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年，我这虽然说是放毒，但我又没有毒死人。”
面对这个固执地认定反动传单的“毒”就是放火放毒的“毒”的老兄，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但我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在牢里面呆了两三年，谁要问我“1。3案件”的主犯该怎么处理？既然众口一词都说他极其恶毒、极其反动，那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会说：杀。但牢狱生活在改变我的某些思维。我碰到好几个人在说到“1。3案件”时，都说这家伙极其反动，极其恶毒，但问到传单里写的究竟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当时在单位还是负点责的人。看来那些结论实际上都是别人作出的，他们只不过是跟着说而已。有那么恶毒那么反动，肯定是胡说八道，那会有什么市场？拿出来见见阳光，让革命群众批透批臭，化毒草为肥料，岂不是好事一桩。但我接触过的人，没听说有谁见过。现在要我说他该杀，那我肯定要先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心里清楚，在武汉三镇影响这么大的反革命案件的唯一主犯，十有八、九怕是在劫难逃，但他压根就没有一点这个准备。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你根本无法去改变行将面对的死亡，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也许是命运对你的一种关照，要不然，在恐惧和绝望中等待不知会在哪一天降临的死亡，岂不是比死亡本身更痛苦的事。但我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你写的东西怎么样毒阿？你说点我听听，我关的时间长，见的案子多，可以帮你分析一下会怎么判刑。”
“那我把那份告同胞书给你背一下。”他在犹豫了好一阵后之乎者也地背起来。
大概只背了个开头，他突然说；“不背了，不背了，干部说了不许讲的。”
从他背给我听的这一部分来看，听不出有多大问题。那文白混杂的语言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平等，自由，沐浴阳光和春风是每个人本能的希望和追求。他后面会怎么写呢？我太想知道了。我想告诉他，就你这案子而言，你现在的表现与你最后的处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现在那怕表现得像个圣人，最后该把你拖出去挨枪子也不会打一点折扣的。如果他知道这不可改变的最后结果，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跟我说，但这对他太残酷了，我张不了这个口。他对最后的可怕结果还一无所知，心里还有对未来的希望，虽然我很想了解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但不愿给他精神上带来太大的折磨，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让他在这平和的心态和对未来的希望中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吧。
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有时对于一些事情的理解幼稚得近乎好笑，但他骨子里不乏豪爽和文学上的追求。这话不是说的“1。3案件”，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那传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感觉是从同他的一次争论中得到的，那天我想在他那里讨教一点诗词格律方面的常识。
“我没有正而八经地学过诗词格律，只是浅浅地看过一本有关的小册子，但有时喜欢写点什么。这是我们那个组织成立一周年要办一期墙报时我写的一首七律，你看看。说着我递给他那首诗。
七律——庆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一周年
十月染就战旗红，跃马横刀征途中。
翻天覆地一载去，联翩浮想万般来。
铮铮轶事垂青史，浩浩正气贯长虹。
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
“你这叫什么律诗啊？”他一看就笑起来，“押韵有问题，平仄更不用说，你这充其量只能算个打油诗。不过写得还有一点气势。”
他那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在安慰我。
“那你帮我改改？”
“这不好改，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改出来的东西两个人都不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诗写得也不行，这多年写的诗不算少，但自己满意的只有两句，那是几年前我追寻崔颢的足迹到武汉来过一次，在龟山、蛇山转了两三天，想找点灵感，但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写出一首像样的东西来，诗是写了几首，都不怎样，但有一联我是很得意的，我们那里的几个很有水平的老师看过后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