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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我的对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预期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说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敢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迟，今天就行动到这里，回校。说完就带领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对也不理。
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说罢就让队伍调转了头，没有人反对。虽然事先有几分把握，但真正落实后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队伍朝学校方向走去，除了有点杂乱的脚步声，没人发出其它的声音。黑夜使我们无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后的模样，就视觉冲击而言没有什么感觉，但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却是无法言喻的，不管此时的感觉是紧张，是兴奋，是后悔，是害怕，还是其它什么。在当时集聚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中学生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这个行动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对这个行动的正义和必要是没有怀疑的；是义无反顾且身先士卒的。尽管离完成全部计划还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们希望的目的已达到后而自觉中止的。
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到意外的，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它学校，不说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们是群书生，搞文的你们怎么样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质疑》只有你们搞得出来，没想到搞武的你们同样不同凡响，一晚上就搞掉两个，而且最初还是准备干掉四个。我曾回答其中一个人说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
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从文化革命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想过，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二十二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
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只要这种冲突的能量没有安全地释放，这个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一群社会的渣滓，从来没有同这类人打过交道、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受干扰地进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化革命这个只受内心信念束缚的环境里，发生剧烈的冲突是不是一种必然？这一批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中学生在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几个主要的当事人从此以一生为代价，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体验、感受、反思，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脚下燃烧，正是在炼狱里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
对这个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举动，对这个将要而实际上已经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夜晚，这批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起码的思想准备，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一个人真正转过弯来。
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说了几句要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学回了家，其它的同学回寝室睡觉去了，我和符军到了何儒非、柳英发那里简短地汇报了一下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在意对丁洪宝行动的中止，看似平静地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当决议付诸行动并且成为事实时，显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严重性在心理上对他俩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何儒非有点不相信地问孔威、傅强真的死了？
我说死了。
柳英发问符军掌握孔威、傅强的材料多不多？
符军说多。
当冲击波过去后，柳英发恢复了本色，说起话来干练利落：把他们材料整出来，提上纲，贴出去。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三十多年后我在《文革亲历者口述（柳英发）》中看到：李乾回来汇报的时候，“脸色嘎白，浑身发抖。”那可能是我的真实状态，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是必然反应。
此时应该是凌晨三点多钟，同寝室69届初中的小屈伟还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学屈慧君的弟弟。见我回来，连忙把我的被子打开，又要去打洗脸水，我摇摇手，示意不用。真的有点累了，连衣服都懒得脱就倒在了床上。平时见了我没一点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伟也识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没有硬挤到我旁边，要我给他讲点什么。
刚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着一小瓶浅红色的药水走进来，告诉我是镇静剂，他担心我睡不着，要我喝掉。我连忙起身说用不着，他还是坚持把药放在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离开。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务组负责人，能文能武，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校初中部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和百米冠军，文化革命前我们关系就很好，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行动他是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之一。我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关心，同时我想，如果他内心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会想到镇静剂的，但我确实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后，突然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怎么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就这样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种幻觉。然而我内心十分清楚，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我一手指挥的，一切都没法改变了。
抵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虽然睡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已好多了。不久，舒国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红十月的中坚来了一大帮。一见舒国良我就问岳中杰、高胜祖的情况。
舒国良说昨晚我们把岳中杰、高胜祖送到医院不久，傅强也被他家里人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他还活着？舒国良一开口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你听我讲完，别着急。当时是还有一口气，医生把伤势一看就摇了摇头说，这是高手所为，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是致命的，没法救。不久，傅强就没有了动静，送到太平间去了。
听到有人竟称我为“高手”，内心的活动有点复杂，平生第一次，怎么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里想，没表露出来。没有问也不敢问傅强的家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那怕该杀该剐，但在父母眼里总是最珍贵的宝贝疙瘩，总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强的母亲那一声绝望的叫喊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舒国良接着说我们是在同一个病房里，他的妈妈看到岳中杰、高胜祖也是枪伤后，问这问那，好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怕出意外，他俩又没有伤到骨头，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