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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也就是说我跟《卫报》的主编来往很少。显而易见，如果有什么报道需要他们留心一下的话，这次就应属其中一例。另外，我知道自己也需要《卫报》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简宁，我有重磅新闻，”我脱口而出，“我有个知情人，他好像能接触到很多国安局的绝密文件。他已经提供了几份文件，内容让我非常吃惊，但他说还有很多类似文件。出于某种原因，他现在身处香港。我虽不清楚具体原因，但他很希望我能亲自前往去与他见面，获取其他文件。就他已经提供的部分来看，即我刚刚看过的那些文件，似乎很令人震惊——”
吉布森登时打断了我的话：“你是在用什么方式与我联系？”
“通过Skype。”
“我觉得我们不应在电话上讨论这类问题，尤其不能通过Skype来谈。”她明智地说，然后建议我即刻乘机前往纽约面谈此事。
我计划飞往纽约，给《卫报》相关人员看手头的这些文件，来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由他们安排我去香港与知情人见面。经过与劳拉商量后，她同意和我在纽约会合，然后一起前往香港。
第二天，我连夜乘机从里约热内卢赶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也就是5月31日周五那天，我在入住曼哈顿的一家酒店后见到了劳拉。我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这台从没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作为我的“无网”工具。监控这种不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想要这样做，国安局这样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借助更有难度的方法，比如物理上直接接触到电脑本身，在硬盘上安装监控装置等才能落实。把电脑随时放在身边，就可以防范这种侵扰。我会用这台电脑来处理不想遭到监控的那些材料，比如秘密的国安局文件，因为这样就不必担心会受到监视。
我把新电脑塞进背包，跟劳拉一起，在曼哈顿走过5个街区，来到《卫报》的办事处。
到达时，吉布森已经恭候多时了。我和她直接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她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Stuart Millar）。劳拉坐在外面等我，因为吉布森和劳拉彼此并不相识，而我希望这样安排便于我们间的自由交谈。我不清楚《卫报》的主编会做出何种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会心存顾虑还是会兴奋激动。先前我跟他们没合作过，更未曾谈及如此重要的问题。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知情人提供的文件后，吉布森和米拉尔一起坐在桌边读了起来，两人偶尔会发出“哇”、“天哪”这样的感叹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阅读文件，观察他们领会其中内容后脸上的震惊神情。每次他们看完一份文件后，我就给他们展示另一份文件，而他们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惊奇。
除知情人提供的那二十几份国安局文件外，其中还有他准备发布的个人声明，希望征集民众签名以支持保护隐私、反对监控这项事业。这份声明措辞严厉、令人震撼，不过如果考虑到他令人震惊的郑重选择，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样的选择将会终结他的正常生活。我也很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人，目睹了庞大的国家监控体系的秘密搭建过程，而且这一体系并未受到任何监管或制约，那么他定会对由此带来的危险极为警觉。他的口吻的确非常极端：正因他非常担忧，才做出这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大胆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尽管我很理解他这样做的缘由，可我还是担心吉布森和米拉尔读到声明后会怎样反应。我不想让他们以为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尤其是在我跟他交谈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此人极为理性而且认真考虑过此事的前后因果。
我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吉布森断言道：“对有些人来说，这事听起来很疯狂呀。”“有些人，尤其是支持国安局的媒体，可能会说这事有点儿像恐怖分子泰德·卡辛斯基＇1＇（Ted Kaczynski）的风格，”我表示赞同道，“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文件内容，而不是此人本身或其爆料的动机。另外，任何人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肯定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都在所难免。”
除了声明之外，斯诺登还给准备帮助自己爆料的记者写了封信，解释他此举的动机和目标，信中还预见自己可能会遭到妖魔化的攻击：
我的唯一目的是告诉公众有哪些事情是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以及他们受到了哪些伤害。美国政府及其附庸国勾结在一起，让全世界都遭受着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的困扰，无人可以幸免。借助信息分类处理的技术能力和对谎言的掩盖，他们保护本国的体制不受公民监督，而且通过过度强调给被管理者有限保护，使得即便出现泄密的情况也能免于众怒。
邮件内附的各个文件都货真价实，旨在让我们了解覆盖全球的监控系统在如何运作，从而可以研究防范之道。就在发送邮件的当天，该系统能收集整理的全部通信记录都准备留存数年，而且世界各地都在部署设置最新的“海量数据存储库”（或者用委婉的说法是“任务”数据存储库），而最大的数据存储库则位于犹他州的新数据中心。虽然我也企盼公众的觉醒和辩论会带来变革，但我很清楚：政策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当权者利欲熏心，即使宪法有明文规定，政策也会遭到歪曲。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谈对人类的信任，而应该借助加密技术让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我立刻发现，最后一句话是源自一部1798年关于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戏剧中的台词，也是我在写作中经常引用的：“我们不要谈如何信任行使权力的人们，而应该借助宪法的力量不让他们为非作歹。”
阅读了这些文件和斯诺登的信后，吉布森和米拉尔被我说服了。那天上午我抵达之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吉布森就做出了结论：“这么看来，你需要尽快去香港，你看明天出发怎么样？”
《卫报》决定参与进来。我去纽约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我明白了，吉布森的意思是抓紧时间跟进此事，至少在当前是如此。
当天下午，我和劳拉一起与《卫报》负责安排差旅的员工一起研究如何尽快赶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乘坐国泰航空航程16小时的飞机，于第二天离开肯尼迪机场。但就在我们准备庆祝很快会见到知情人本尊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吉布森说她想安排在《卫报》效力20年的资深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参与进来，并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会需要《卫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因此从常理上看这么安排无可厚非。但是我并不认识麦卡斯基尔，而且对于在最后时刻把他强加给我们感到有些不爽。
“我想让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她补充说。我和麦卡斯基尔并不相识。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认识他，他以为只有我和劳拉要去香港。我非常担心，计划安排周到严谨的劳拉肯定会对这种突然变化大发脾气，这又被我不幸言中。
“不行，绝对不行，”她答道，“我们不能在最后时刻增加新面孔，而且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谁了解他的情况？”
我尽量给她解释吉布森的良苦用心。我和《卫报》并不真正熟悉和彼此信赖，尤其面对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我想对方对我可能也是这种感受。考虑到《卫报》在这件事中所冒的风险，我猜测他们是想派个自己熟悉的老员工一同前往，以了解事态进展，确保这件事的确值得冒此风险。另外，吉布森需要伦敦方面《卫报》主编的批准和全力支持，那些人对我的了解还不如她。她可能是想安排进来一个人让伦敦那边放心，而埃文刚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不管，”劳拉说道，“跟一个陌生人一同前往可能会引来监视，或者会让知情人心生顾虑。”作为妥协，她建议《卫报》方面安排埃文过几天再去，等我们在香港联系上对方先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再去不迟。“这事你占据主动。和他们讲，如果我们没准备好，就不能派埃文过去。”
我又过去找吉布森，端出这个貌似聪明的妥协方法，可她却似乎心意已决。“埃文与你们一起赴港，但在你们做好准备前，他不必和知情人见面。”
毫无疑问，埃文与我们同去香港至关重要。吉布森需要对那里出现的情况有充分把握，需要减轻她在伦敦的老板可能怀有的担忧，但劳拉却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