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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斯诺登回到了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的另一家机构，依旧为戴尔公司工作。加上奖金，那年他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工作主要是跟微软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为中情局和其他部门打造安全的电脑系统来储存文件和数据。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斯诺登说：“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那个岗位上，我亲眼看到政府尤其是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作窃取民众的通信记录。”
在那天5个小时的询问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在香港与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斯诺登几乎一直表现得冷静、客观而又镇定。但在提到让他义无反顾站出来告密的原因时，他变得有些情绪化甚至略微有些恼火，说道：“我知道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消灭隐私。目的就是任何人只要在网上交流，国安局都能收集、储存并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斯诺登才下定决心要将其检举揭发。2012年，他被戴尔公司从马里兰州调任至夏威夷。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下载过一些他认为应该曝光于世的文件，还有另一些文件，但并不是为了公开，而是旨在帮助记者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3年初，斯诺登发现还需要一批文件，但是在戴尔公司工作的他却接触不到，要拿到这些文件他必须获得另一份工作，被任命为基础架构分析师，然后才能有机会接触到国安局的监控原始数据库。
心里想着这个目标，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机构的一个岗位。该公司是全国最庞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员工中很多前政府官员。为此他放弃了高薪职位，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收集关于国安局秘密监控美国内部全部电信基础架构的信息。
2013年5月中旬，他跟公司说去年得了癫痫病并以治病为由请了几周的假。他整理好行李，包括4个不同用途的新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告诉女友要去哪儿，实际上平时出差他也不会告诉她自己的目的地。他是想不让女友知悉内情，这样一旦日后他的身份曝光，她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
他于5月20日从夏威夷来到香港，用真实姓名入住了美丽华酒店，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斯诺登住酒店并没有隐瞒身份，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账，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活动情况迟早会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几乎所有人审查。他希望如此可以防止有人说他是外国间谍，因为如果在此阶段他躲藏起来难免就会出现这种猜测。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活动情况都能解释清楚，其中不牵扯什么阴谋，而且他是独自行动。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看来，他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不是玩失踪的潜伏者。他告诉我：“我并不想隐匿自己的身份，因此没必要躲起来，让阴谋论者或妖魔化我的人有借口。”
然后我又问了那个第一次网上交流之后就想问的问题：做好爆料准备后，为什么他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一如既往，斯诺登的回答表明他的决定是仔细分析后做出的。
他说自己优先考虑的是保证跟我和劳拉沟通那些文件的问题时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了解到他的爆料计划就会设法阻止他，比如逮捕或更严重的手段。照他推断，香港虽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却是中国领土，跟他心目中的其他藏身之地相比，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这样的拉美国家，美国间谍要对付他可能会更困难些。另外，跟冰岛这样的欧洲国家相比，香港有能力也更加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把他引渡出去。
虽然向公众爆料是斯诺登选择目的地时的首要考虑，但这却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他还希望能够到一个民众珍视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价值观的地方。他本来还可以到另外一些地方，那些地方可能会提供防范美国方面动作的更安全的保护，比如中国大陆。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政治方面更加自由，比如冰岛或另外一些欧洲小国。但在他看来，香港最好地融合了人身安全和政治力量方面的考量。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也有一些弊端，斯诺登也很清楚这一点，比如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让批评者更容易把他妖魔化。但是当时没有最完美的选择。他经常说：“我的所有选项都很糟糕。”不过香港确实为他提供了安全保障，也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在其他地方或许就要困难得多。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后，我又有了一个目标：确保斯诺登清楚，他作为整个事件爆料人的身份曝光后，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奥巴马政府在政治领域发起了针对告密者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竞选总统时，他曾发誓要建立“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尤其是保护告密者，称赞他们“勇敢”而“高尚”，而如今他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奥巴马政府依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对7名泄密者提起诉讼，超过了往届政府处理类似案件的总和，事实上是以往总数的2倍还要多。《反间谍法》是“一战”期间通过的法案，其中赋予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权力将反对战争的异议人士当作犯罪分子起诉，而且对此的处罚相当严厉，违法者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毫无疑问，斯诺登会受到这部法律的严厉制裁，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会以足以判他终身监禁的罪名起诉他，而且他可能会作为卖国贼受到广泛的谴责。
“你觉得身份暴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问道。
斯诺登的回答很迅速，显然他早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我违反了《反间谍法》，说我犯了重罪，帮助美国的敌人，危害了国家安全。我敢肯定他们揪住我过往的一切，可能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尽可能地把我妖魔化。”
他说他并不想坐牢：“我想尽量争取不坐牢。但如果结局注定如此，因为我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很大，刚才我也想过，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对我，我也愿意承受。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公众对这一切袖手旁观。”
无论是初次见面的第一天还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斯诺登的决心和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冷静思考都让我深感讶异和感动。我从未见他表现出任何遗憾、恐惧和不安。他坚定地表示心意已决，称自己十分清楚可能出现的后果，并已做好了准备来承担这些后果。
斯诺登似乎从这个决定中获得了一种力量。说到美国政府可能对他采取的行动时，他表现得无比镇静。想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将身陷囹圄，这种恐惧可以将任何人吓瘫，可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在面对这一切时的表现令人备受鼓舞。他的勇气感染了我和劳拉，我们彼此发誓并且也跟斯诺登一再承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个决定和每次行动都会尊重他的选择。我有责任按照斯诺登的初衷来报道整个事件，要坚守心中正义的信念；不被那些急于遮掩他们的行动的邪恶官员无耻的威胁所吓倒。
5个小时的询问过后，我确信斯诺登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来做这件事的。跟他分手前，他再次强调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问题：他坚持让我们表明提供文件的知情人是他，而且要在我们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做。“无论是谁，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有义务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他说。他也不想加剧因为躲藏而让美国政府营造出的恐惧氛围。
此外；斯诺登非常肯定，一旦我们的报道文章开始刊出，国安局和中情局就会迅速查明泄密的根源。他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遮掩自己的踪迹，因为他不想让同事遭到调查或背黑锅。他坚持说借助自己掌握的技术，以及由于国安局的系统出人意料的松懈，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尽管他已经下载了如此众多的绝密文件。然而，他却故意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发现，这也意味着没有必要继续隐匿身份。
虽然，我不想通过公布他的身份帮助政府知悉他的情况，但斯诺登却说服了我，说他的身份暴露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决心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而不是听任政府描述他的情况。
对于身份的曝光，斯诺登唯一担心的是会因此分散民众对问题本质的注意力，他表示“我知道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