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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单于忙着在部队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蒋中正也在广州处理着善后事宜。
尽管蒋中正在单于面前做出一派铁血军人的模样，但事实上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可非同小可。就在3月20日上午，蒋中正在面对刚从檀香山返回广州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责问时尽失态到伏案大哭的地步。在安抚军校学生时，蒋中正在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也当众大哭起来。
而面对苏联使馆参赞，蒋中正也是百般道歉，屡次申明此次事件非针对苏俄，而是针对季山嘉个人。
而除第二师C。P外，其余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部队中的C。P均没有失去人身自由。C。P在广州的各机关均未遭受到冲击。甚至时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的周主任、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当天还曾亲自到蒋中正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被贴身卫兵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周主任在当天还见到了被蒋中正软禁的汪兆铭。
而被临时软禁在卫戍司令部的第二师C。P军官们也只在很短时间就被解除了软禁，可以说他们软禁的时间还没有单于被软禁的时间长。
说句老实话，其实当时的局面汪兆铭与C。P、苏俄想要挽回，甚至想要对付蒋中正都不是什么难事，汪兆铭尽管被蒋中正软禁，当依然敢当着探望他的蒋中正的面怒斥蒋中正，蒋后来私底下与单于聊天时透露当时的汪兆铭“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而自己当时内心忐忑不安，终日揣测不安。
事实上当时苏联人在广州KMT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KMT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才是蒋发动3。2事件后终日忐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苏联一参赞相责，蒋中正立即百般道歉的关键所在。因为蒋中正明白，如果苏联当时决定拿下他，那他除了下野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而且事实上蒋中正当时离下野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3月21日，汪兆铭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月20日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太祖、周主任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太祖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至此，汪兆铭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为蒋中正挽狂澜于即倒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苏联人。
苏联人为什么轻轻放过蒋中正原因说来也很简单，蒋中正其实是苏联两条路线之争的受益者。其实49年后的中国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是1924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欧、亚、拉美有12个国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据此，1925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阶段”。为了获得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
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迪克为首的“新反对派”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从“世界革命”的理论出发，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随着在苏共、共产国际内部这一争端的出现，直接引起了苏联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苏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南方也要维持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
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就是否维持国共合作局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开展苏维埃运动，斯大林则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活动，并极力避免刺激国民党。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一方面冲淡形势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授意广州苏俄人员有条件接受蒋介石对他们职权与活动上的限制。
所以对于当时在广州的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支持汪或者蒋，而在于自己怎么选边的问题。当然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那就是坚决站在斯大林同志这边。由于布勃诺夫态度的转变，所谓的“反蒋联盟”自然就胎死腹中了。汪兆铭也只有黯然离开广州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汪兆铭于23日弃职而去，并留书张静江，指责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
而在蒋中正这边，由于得到了苏联的妥协，他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这让他很是感慨，并在后来对单于发出“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而事后将余之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的感叹。
当然由于汪兆铭的出走，特别是汪把出走原因直指在蒋的身上，使得蒋在面子上不得不做出做出马上离开广州的姿态，也留书给张静江、汪兆铭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
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同进退。“三二”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甚至对单于说汪“始以利用王懋功离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杀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在左等右等不见汪兆铭踪影，和张静江等人反复警告催促的情况下，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他于4月3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之案。
恰在这天，苏联顾问和周主任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汪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
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苏联顾问、共产党表示愿汪、蒋继续合作在前，汪精卫虚情假意表示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蒋看来却很有相互呼应配合的痕迹。他在于单于私下聊天时毫不客气的指出汪兆铭此举“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党国之败坏也。”
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
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于4月9日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称：三月内当“可不扰清神，以期速瘳厥疾”，三月后如汪仍不复出，“则待军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后尘，以明心迹”。
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由此，蒋既表明了决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贯彻主张的态度，也堵住了汪马上复出，“为某派所利用”的可能性。
蒋复汪函，虽然所列各点几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权，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蒋在最后第一次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事件，公开与C。P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