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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 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 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54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1）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 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③ 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 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第55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 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 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 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 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