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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说：“小萁，你真是善解人意，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件幸运的事。”
然后老总问我去哪个医院检查比较好，我告诉他去地坛医院。老总几乎没听说过。我说那是个专门防治性病的医院。老总便有些犹豫。我告诉老总，您检查的时候可以用假名，没人知道您是谁，即便真的有病，整个治疗的过程您都可以用假名，没人追究您的真实身份，医生绝对为您保密。
“可是……小萁，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
我听出老总的话里的疑惑，就道：“我有一个朋友得了性病，去的就是地坛医院，他说病人到了那就跟到了天堂差不多，那些穿白大褂儿的真的是天使，无论行动、语言还是微笑，都带有天使的特点，既温和又甜蜜，让病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总之一句话，那里简直就是病人的天堂。”
经过我这一番游说，老总释然地长舒一口气。最后他关照我让我无论如何要开着手机，以便跟我保持联系。我说我哪儿也去不了，您就往我家里打电话就行。
放下话筒，大姑夫在窗根儿底下喊我，问起来没有，想吃什么。我想起昨天晚上那碗油乎乎的挂面汤，食欲立即减去一半，又怕连续不吃东西大姑夫担心，就说喝牛奶。消停片刻，大姑夫敲门，送牛奶来了。我从沙发上抓起那件深蓝色的棉睡袍，往袖子里伸胳膊的时候刀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打开门，见大姑夫右手端一杯奶，左手托一只小碟子，碟子里是两块稻香村的点心。他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站在门口呆了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伤口疼。大姑夫喜欢将刀口说成伤口，我细细琢磨过，伤口比刀口有行为性和人为因素，是一种被动的受害，大姑夫这么说，可能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经历过“文革”的人时时提防有人会伤害他。我说刀口是有点疼，不过还能忍受。我接过大姑夫手里的牛奶杯，还有一只放着两块点心的盘子。大姑夫转身的时候对我说，要什么就喊一声。
我坐在沙发上发愣，心里想着老总的事，想象着他如何顶着那头花白的头发去地坛医院做HIV检查，如何满面羞愧、支支吾吾地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红着脸接过医生开的化验单朝化验室走，边走还紧张地朝四周看，有没有熟人要躲避……
我拿起茶几上的牛奶杯子喝一口奶，想到人活着实在不易，像老总这样的人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放纵一回，还担惊受怕，权衡得失，这世界真是没什么可理论的了。就像我现在的状况，马上面临的就是化疗，接着是掉头发。我不知道当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苟延残喘的勇气。
点心是从稻香村买来的，一块牛舌饼，一块酒香酥。其实我喜欢西点，比如奶油蛋糕、三文治什么的。可大姑夫喜欢稻香村的点心，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喜欢稻香村，你就是跟他郑重其事地申明你不喜欢，他也不放在心上，就像现在，他恭恭敬敬地端来的还是稻香村的点心。
我端起盛点心的盘子，捏起那块无时无刻都要掉渣儿的牛舌饼，小心翼翼地咬一口，索然无味地嚼着。但我觉得这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主要来源于我糟糕的身体状况，一个刚刚被开膛破肚的人能有什么好胃口。这时我低头一看，点心渣子掉了一身，这恐怕就是中国糕点的妙处，它让你吃的时候不能漫不经心，而是小心翼翼，这样你的行为举止就文雅，有规矩。
上午十点半的时候余利打来电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然后说晚上和蓓蓓一起来看我。犹豫了一下余利又说，蓓蓓可能要留级。我一听，心里就一阵发堵，然后就尽量提高声音大骂余利，连文蔷也捎上了。骂他们俩不管孩子，只顾自己快活。然后想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不禁悲从心起，撂下话筒便泪如雨下，想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心底的那股悲潮真称得上汹涌澎湃。哭了大约半个小时，我身上的力气就用完了，看来真像老人们说的，开刀伤元气。我像一滩泥似的堆在沙发上，连思维都暂时停止了。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9（2）
我隐隐听到大姑屋里的钟没完没了地响起来，应该是中午十二点了。阳光已经完全从我的屋里溜走了，被它照射过的东西，比如沙发和窗帘，还有挂在书柜把手上的那只毛熊玩具，都残留着一股让人发痒的气息。大姑他们的屋里此刻一定阳光灿烂，大姑一定坐在轮椅上享受阳光带给她的明亮和温暖。大姑夫应该在厨房里忙活，他一定在熬粥，北京人管那叫八宝粥，各种豆子，还有枣、栗子、莲子什么的。北京人在每年的腊月初八喝八宝粥，但大姑几乎每天都要喝，是一种习惯，即便在她老年痴呆症最厉害的日子里，她也用一种只有大姑
夫能明白的表达方式，表明她要喝八宝粥。北京人的思维有时候就像老城墙的灰砖似的，坚固得无法改变。
我看见大姑夫端着一只碗朝我屋子走来，不用问是一碗八宝粥。我从碗上奔涌的浓浓的白气知道天气很冷，我走到门边打开一道缝，一股寒气直扑过来，大姑夫嘴里唠叨着：快到屋里去，门口有寒气。他敏捷地将碗弯腰放在茶几上，看了看几乎没喝的牛奶和那块破碎不堪的牛舌饼，没一丝抱怨，像早上端来时一样，右手端杯子，左手托盘儿，悄无声息地走出屋门。
粥的表面已经结了一层皮儿，用勺轻轻在上面划一下，脍起一勺放进嘴里，厚重香甜的感觉在嘴里蔓延开。
那碗八宝粥完全进入我的肠胃以后，我便有了一种久违的充实感，瘫软的感觉渐渐消失，一种生的自信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刮了一阵大风，风势很猛，风力大约五、六级的样子，刮得院子里暴土扬场，被刮起的小石块打在玻璃上发出“啪啪”的脆响，让人心里一阵阵惊悸。风卷起的纸片儿、废弃的塑料袋在半空中打着旋儿，有的被光秃秃的树枝挂住，像败军的旗帜一样；有的被风吹得老高，像断了线的风筝。
窗外的景色看厌了，我倚在沙发上听风吼，真像一只大怪兽，竭尽全力地呼号，在北京城的上空拖着长长的尾巴威风地巡视着。北京整个的冬天都在怪兽的胁迫下缓慢度过，北京人的性格里便有一种唯唯诺诺的逆来顺受的东西。
将近下午五点，风势小下来，我听见北屋大姑他们的屋门开了。我扭头，见外面已经黑下来了，大姑夫站在院子里脸朝天发愣。这时小姑拉开街门走进来，边朝院子里走，边用手掸大衣上的尘土。她径直朝我的屋子走过来，拉开屋门，嘴里嚷道：
“北京这破天气真糟糕，脏死了。”
她把大衣脱了，搭在靠近门口的那把椅子上。我看见她的脸上都灰秃秃的一层土，问她要不要洗把脸，她想了想说算了，晚上洗澡的时候一块洗吧。她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能怎么样，反正就那样。然后说了蓓蓓要留级的事。小姑见我气哼哼的，就劝我，别管那么多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养病，至于别人的事跟你没关系。我说，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她是我女儿呀。小姑说，她当然是你女儿，她永远变不成别人的女儿，可你现在连命都难保，还谈什么母亲的职责，再说，蓓蓓一直跟着余利，他才是绝对的监护人，最该着急的应该是他。
“他？”我将声音挑得高高的。
“他除了挣钱还知道什么，整个一部挣钱机器。别说教育孩子，连他自己怎么活都不知道。”
正说着，电话铃响，是老总，声音里透着一种恐惧。他问我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没人，您说吧。小姑便一声不吭地坐着。老总将他整个的检查过程给我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形容词，可说是不乏生动，以前在他的文章里都没见过。说完以后似乎还没过瘾，接着叹了三口长气，一副回味无穷的架势。我问老总什么时候出结果。老总说一个星期。我心想，这一个星期够他老家伙受的。最后老总又问我馨平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她不去治病呀。我让老总先顾自己，确定自己没病再管别人的事，您得学会自私。我劝老总。老总又叹一口气，唉，大公无私惯了。
小姑问我什么事，我把馨平得艾滋病的事说了一遍。小姑说：
“瞧，有比你还倒霉的吧。”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余利带着蓓蓓来了。蓓蓓“忽”一声拉开门，高兴地喊一声“妈”，不管我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