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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二十分钟病房里来了新的八床，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刚进门没两分钟就从墙角儿拿把笤帚扫地，又从一个绿色提包里掏出一块抹布擦床头柜、窗台、椅子，然后就站在水池前用一块淡黄色的透明肥皂使劲洗抹布，洗干净以后，又将抹布抻平了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儿上。
八床做完这一切，便弯着腰坐在自己的床沿儿上，两只眼睛灵活地四处看，最后，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还没做手术？”八床的语速很快，不象老人的。
我点头，问她是不是第一次住院，是不是也要做手术。
八床伸出右手，张开五指，脸上的表情近乎一种炫耀。
“化疗都五次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掉头发。
“谁知道，人家不让我掉，没法子。”
我又问她，您指的人家是谁。“老天爷呗，还能有谁。”
她的语气十分肯定，我断定这是个有“信仰”的老人，信仰和文化无关，一个有文化人的信仰和一个没文化人的信仰可以在同一度上。
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是为自己的病发愁，八床便开导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肚子上剌个大口子吗，掉头发也不怕，出家人管这叫烦恼丝……”
这时护士进来喊“李秀兰，到检查室去。”
我才知道新来的八床叫李秀兰。
八床出去以后，七床突然扭头问我：“我会死吗？”声音清晰而绝望。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七床说话，我已经习惯了她那无休无止的呻吟声，她这么猛一开口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愣了一下，听清了她的意思，我开导她道：
“怎么会？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我听张主任他们说了，而且你是一期，没有错过治疗的有效期，所以你是最有希望的，你怎么会想到死呢？”
沉默了一会儿，七床又问：“我还能生孩子吗？”声音颤抖着。
我仔细看七床的脸，这才注意到七床是那么的年轻，光洁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这跟她平时那种衰老的呻吟声极不相称。
“这……”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回答不了，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恰好于捷走进来，我对七床说，看，专家来了。我把七床担心的事情告诉于捷。于捷夸张地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将两只手抱在怀里，眼睛看着天花板对七床道：
“你要是整天像狼似的没完没了的叫唤，别说生孩子了，连命都保不住。”
我知道于捷又在恶作剧，他对付那些刁顽的病人总有自己的一套，而他那一套又总被张同训斥。提到张同的训斥于捷就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说那就姑且当作是领导对下级的关心和爱护吧。
于捷走出病房的时候关照我晚上不要吃东西，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那样对明天的手术没什么好处，“张主任可能一会儿要来看你，几点不知道，反正会来，那是他的习惯，你等着他吧。”于捷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我看见他的白大褂儿后面有一大块污痕，是洗不掉的那种。
张同走进病房的时候是七点一刻，我恰好在他进来的前一秒抬胳膊看了一下手表。我喜欢七点一刻这个时间，北京的好多剧院的开场时间就是七点一刻，“为什么是七点一刻不是七点半或者八点？”好多北京人都曾经有过如此疑问，没人解答，七点一刻就七点一刻吧，生活中好多事情根本无须问为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就最明智。张同踩着七点一刻这个点儿进到病房，他进来的时候，北京肯定有好多好戏正好开演了。
张同先走到七床旁边问七床感觉怎么样，见七床精神了许多，就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八床，看得出，他们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显然，八床是医生眼里最合格的病人，一种默契在他们之间形成特殊的气氛，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您忙您的吧，”八床对张同说，“我照您说的做。”
张同转身问我：“紧张吗？”不等我回答又说：
“精神上要放松，安定吃了吧？”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6（4）
我点头，平静地看着张同，张同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我怀疑他用了“摩丝”，能够看到梳子梳理过的好看的痕迹。他的头的顶部以及额头的右上角都有光斑移动，眼睛里的热情永远掩藏在医生特有的谨慎后面。
张同让我减轻了对于疾病的恐惧，而我的身体状况又抑制着我对于他的渴念；我用“渴念”这个词儿是经过了一番推敲的，张同对于我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男人了，他是我的大
夫，我从精神和身体上（是我的健康甚至可以说是生命）依赖他；另一方面，坦白地讲，我已经无数次地将他的白大褂儿用我的目光脱下来，让他在我面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穿着便装的男人，那样，在我的身体里便会涌动起一个女人正常的欲望。
所以，鉴于我对张同的特殊感受，我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选用了“渴念”二字来形容。
如果张同不是大夫，不是那个我从昏迷和病痛中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人，并将自己的躯体无保留地托付给他，我会不会对他“心怀邪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对于张同的“情感”是复杂的，无法用通常意义上的尺度衡量。
梁雨看出了我女人的伎俩。那是在我手术后的第三天，打完吊瓶我捂着刀口慢慢地在走廊里蜗牛一样地行走，梁雨走到我面前，他要搀扶我，被我拒绝了。
我不喜欢人用某种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梁雨，生生死死本来很平常，我如果真的去死的话，何必非得拽上一个人的情感当我灵床上的枕头呢。
自从梁雨在“绿色阳台”上向我真诚表白以后，我对于梁雨的兴趣就彻底失去了，就像一个喜欢吃年糕的人，不会喜欢让年糕粘在手上，一旦粘在手上就拼命地想甩掉，甩不掉自然也就厌倦了。
这时只听梁雨在我身后说道：“你喜欢张同。”
实际上梁雨的声音很小，但到了我耳朵里似乎放大了无数倍，简直可以说振聋发聩。
我停下蜗牛的步伐，忍着伤口的疼痛转过身，有些吃惊地望着梁雨。梁雨的话虽然说到我心里去了，但一个人心里的隐秘被旁人揭穿总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片刻，我的两颊开始发烧，烧灼感不久到了眼睛，我的两只眼睛一定像狼似的幽幽地闪着光，这我从梁雨变得胆怯的目光里感觉到了。
结果，手术的那个晚上，我按照医嘱吃了两片安定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是九点躺到床上的，余利和蓓蓓八点一刻来看我。距离张同离去不到半小时。蓓蓓站在床前，我半躺在床上，仰视着她，蓓蓓显得健康、亭亭玉立。她的脸上荡漾着少女特有的甜蜜。蓓蓓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只亮闪闪的风铃，随手挂在床头。她说这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嘟囔一句，我还能有什么好运呢。余利说，别这么悲观失望嘛，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别放弃，停了一下又说，反正咱们不缺钱，用什么药尽管用，再贵也无妨。
余利这么说，着实让我感动，不管真假，起码他是这样想过了，哪怕这种想法转瞬即逝，我也知足。想想，你能在另一个人的意识里停留，能让这个人想为你做点什么，而且无怨无悔，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余利又说明天上午有事，实在走不开，下午能来，上午手术的时候让梁雨陪你吧。他们是八点四十分离开医院的，我送他们父女俩上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不舍之情从心头涌起，他们毕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要说有什么不能割舍的，恐怕就是他们俩了。这种实实在在的伤感几乎把我击倒，所以我觉得人活着就不能将生活的焦距对得过于清楚，要让你眼前的东西尽力模糊，就像那些年老色衰的女电影明星，让镜头模模糊糊地对着自己，有时甚至要加柔光镜，或者在镜头前敷一层纱，以挽留她们已逝的青春。比如我对于余利和蓓蓓的感情就是如此，不能细想，马马乎乎即可，一叫真儿、钻入牛角尖儿，事情就麻烦了，结果只能是徒增伤感。
差一刻九点，余利和蓓蓓已经被电梯门无情地遮挡住，而我的感情却如潮水般泛滥开来。我不能马上回病房，我很难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