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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地出门还是轻松的出门，全由你选择。
书本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不可忽略，一如化装品对于女人。我是个既喜欢化妆品，又喜欢书的女人，现在，化装品是没什么用了，书还是能伴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我站在书柜前挑来选去，犹豫不决，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单是这些书，人生就够让我留恋的。最后我选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书虽然很薄，但能仔细玩味，是一本十分经读的书。
我拿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碰上了表哥，他很诧异地看着我问去哪。我说声出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北京胡同里的九、十点钟是最安静和悠闲的，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只有几个戴红袖标的“小脚儿侦缉队”围拢在一起谈论哪个早市的菜便宜哪个贵。我冲她们笑，算打招呼。她们也冲我笑，很不自然，我走过她们身边，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排斥。她们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细胞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孤独，这种孤独是被迫的，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拒绝。
刚要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一辆桑塔那2000在我身边停下来，是我的一位在国税局当司机的中学同学。他问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你还是快去接领导吧。他说今天不用接领导，领导出国了，玩去了。我钻进车门，闻到车里一股幽迷的香味，整天在这种气息里生活的人迟早会烂掉的。我不能将我想的说出来，虽然已经离坟墓不远了，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虚伪”的诱惑，确切地说，“虚伪”是一种责任，就像人活着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一样，比如生了孩子就有了抚养的责任。如果你不尽虚伪的责任，你就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所以你只要活着，哪怕一天你都要虚伪，虚伪到底。
我让我的同学，沿着东四南大街一直往南开，到米市大街我让他把车停下来。他看了看路边上那个“基督教学会”的牌子问我在这上班？我说是，有时间来玩。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他将信将疑地开车走了。
我径直朝X医院的住院楼走。乘电梯到了三楼找张同，刚出电梯就看见张文正和小姑笑眯眯地迎着我走过来。小姑接过我手里的包，张文正又掏出手绢擦汗，然后说：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4）
“张同上午有一台手术，大约十点结束，他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张同的办公室紧挨着一个杂务间，一个灰头土脸的清洁工正拿着一把墩布拖地。张文正拿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关上门，听见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门的声音。办公室里一堆一堆的医书，靠西北角的那张窄小低矮的行军床上也齐齐地码放着书，床便显得越发地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这样的椅子只有老北京人的家里才能见得到，木质的圈形
靠背，椅子面儿上按照屁股的形状凹下去。这把椅子在这间屋子里很扎眼，我正正琢磨这把椅子，门被推开了，张同走进来，他看见我们。表情很平淡，只同张文正握了一下手，然后就坐在那把木质靠背椅上，面带矜持的微笑看着我说：
“有病就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转头堆张文正说：“张大夫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我的病人的。”
张文正走后，张同马上站起来带着我和小姑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将要做的事情。去病房开单子做一切住院检查，他问我那次开的那个住院单还在不在。我说丢了，张同笑，我看见他的牙齿闪了一下。
他站在病房护士站的宽大厚实的台子上为我开单子，从他敏捷的笔尖下流出一行行漂亮的草书，他将一摞单子交给小姑，说声，去交费吧。然后示意我跟他走。我跟在他的身后，我们的周围是那些歪歪扭扭的病人，以及匆匆忙忙的大夫、护士，他们尊敬地与张同打招呼：
“张大夫好。”
“张主任好。”
“今天您没上手术？”
“您好，忙着呐……”
我紧走两步，同他并肩而行，我问他是不是需要手术。他简短地答：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手术完了是不是需要化疗。他点头。我问他化疗完了会怎么样。他将脚步放慢了，似乎在思索什么，然后反问我：是指病情还是其他的。我说都包括。
“……这种病的五年的成活率是百分之三十……”
说完这句话，又加快了脚步。他告诉我当好病人的秘诀：那就是相信自己是幸运的。说完这句话张同又笑了，那神情好象不是面对一个癌症患者，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轻松感染了我，确切地说是传染了我，不光是那份在这万般的匆忙中分外显眼的轻松，还有他的优雅，他的敏捷和细腻，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让别人的粗俗变得刺眼，他就像是一只打磨得光滑剔透的水晶球，在这个忙碌和肮脏的世界上奕奕生辉。
医院的神秘感有一部分是地形造成的，各种功能的房间、不同的科室，让每一个医院以外的人都会产生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就在我随着张同七拐八拐没完没了地在走廊里鱼一样的游走的时候，似乎我以往的生活经验，我的可怜的自信乃至我的自尊都遗失在那些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犄角旮旯里了。医院本身足以瓦解一个人健康的精神世界，你的精神是建立在你的肉体之上的，医院首先瓦解了你的肉体（你在做各种的检查的时候，肉体的神圣感已经被那些冷冰冰的器械彻底解除了），你的精神还能存在吗？
这时候张同停下来，指着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大夫对我说：
“这是于捷，于大夫，我和于大夫共同完成对你的治疗。”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于大夫是医学院的博士。于捷的个子很高，眼睛深而大，一望而知是个单纯的男人。我说很荣幸，能做二位的病人。他们都笑了，然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转身朝不远的一间检查室走，见我还愣在原地，于捷招呼我让我跟上他们。
检查室里有一张妇科用的检查床，于捷冲着我做了一个上去的手势，同时重复那句妇科大夫的经典用语：“脱掉一条裤腿儿。”
我无法不犹豫，面对两个男人暴露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本能的羞涩。我回头望着他们，只见张同和于捷都已戴好了透明塑胶手套，站在离我大约两米远的地方目光平和地望着我，显然，他们只将我当作了病人，无性别的病人，而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模型，实施他们医术的模型。我第一次为我的身体感到悲哀，它已经失去了血和肉的真实感觉，在医院里，在大夫的目光中，它的生命力、活力，都已烟消云散。
我听见张同低声说：“双侧，10个大小，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于捷的手指很长很软，它们温柔地碰触着我的身体。我不敢看于捷的眼睛，没有勇气与他对视，我是个有邪念的女人，这种姿势和方式，没法不让我产生与治病无关的想法。我想起了昆德拉笔下的那个托马斯大夫，他与那些女病人的纠缠。中国的男大夫的心理素质非同寻常，至少我面前的两位大夫是这样的。
就在我劈着大腿，接受检查的时候，一个固执的想法趁机溜进了我的脑子：这些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妇科男大夫，面对女人的身体，除了看病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后来，我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将这个我想了很久的、在我心里已经快要烂掉的问题问了张同。这时候我已经在X医院混了将近一年了，出出进进不下四、五次，接受化疗药物治疗，头发早就掉光了，靠着不断变化形状和色彩的时装帽子伪装度日。我问这个出现已久的、有些阴毒的问题的时候是在建国饭店那家豪华的西餐厅里，我们去的早，五点不到。我们没有立即点菜，而是各自要了一杯饮料，我要的是鲜橙汁，张同要了一瓶矿泉水。我提出那个真正称得上是深思熟虑的问题的时候，张同刚刚将那瓶矿泉水的瓶盖儿拧开，听到我那样问并不感到惊奇，相反可说是神情自若，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将矿泉水倒进侍者送来的那个漂亮的高脚杯里，喝了一口，然后声调平稳地说了下面一番话，无异于一份妇科男大夫的宣言书：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5）
“……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