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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 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 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 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 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 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 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 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 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 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 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 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 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 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 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 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 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哈敏的小店挤在西雅图的“PIKEPLACEMARKET”，里面并不起眼。相信 每一个去过西雅图的旅客对于这一个必游之地是一定会去的。
市场就在码头的对街，上百家各色各样不同的摊位和商店挤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会 厌。光凭着这个市场，西雅图的可游性就高出洛杉矶太多，比较起旧金山来，稍稍又少了些 气氛。这只是在我的主观看法下，对于美国西岸的评价。
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下午，当天，我没有课，功课也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又 去了那个市场。
逛了好多年的摊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坏的首饰看了根本不会去乱买，除非是精 品，不然重量不重质的收藏只有给自己找麻烦。
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些人错过了它有可能，而我的一种直觉是 不会使我漏掉的。店已经够小了，六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 “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 服和丝巾。
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并不是为了那些衣服，当我走进他的店中去时，他不用英文， 他说他自己的话：“沙拉麻里古”来招呼客人。
这句话，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时，是每天见人都用的阿拉伯文问候语。我初次听 见在美国有人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心里产生了一丝说不出的柔情，笑望着他，也答了一句 “沙拉麻里古”。在双方的惊异之下，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里坐着，有 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 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着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着，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着。“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 呀！”“有没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 “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吔！”“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 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谈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再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 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 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开被许 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 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钱嘛？”
“你说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 跟我结上了缘。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 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 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 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 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 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档的一个彩盘。又 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 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 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 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 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腓尼基人的宝瓶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 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 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着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 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 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那个瓶子 是大家的。”他呐呐的说。
“都丢在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