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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物、货 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着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着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的一站一站 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为着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 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肉体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会开心， 有时还会大笑。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其实它们不过是印 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场又一场奇幻的梦。睡在小客栈中，不到清晨四点吧，就听见那一群 群的人来啦！我从旅社的窗口去看那长长的队伍，那些用头顶着、用车拉着、用马赶着而来 卖货的印地安人，那挤挤嚷嚷的嘈杂声里，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依旧黑暗的街道上活生生的 泼了出来一般叫人震动。也许，前世，我曾是个印地安女人吧，不然怎么看见这种景象，就 想哭呢？
逛市集是逛一辈子也不会厌的，那里面，不只是货品，光是那些深具民族风味的人吧， 看了就使人发呆。他们，太美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深刻的。
特别喜欢印地安人的小孩，那种妈妈做生意时被放在纸箱子里躺着的小婴儿。有一次在 玻利维亚，看上了一个活的小女孩，才七、八个月大，躺在纸盒里瞪着我，很专注的盯住我 看。那双深黑的大眼睛里，好似藏着一个前生的故事。我每天走路去看那个街头的婴儿，一 连看了十几天，等到要走的那天，我盯住婴儿看，把她看进了我的灵魂，这才掉头大步走 去。
带回台湾来的是三个布娃娃，布娃娃做的是母子型，母亲抱着、背着她们心爱的孩子。
有趣的是，那个价格，如果母亲之外又多做了一个孩子，就会卖得比较贵。
照片中左边的母亲抱了一个男孩，右边的母亲抱着一个比较大的女儿，背后还绑了另一 个更小的，做得太松了，背后那个小孩子的头，都吊垂着了。是秘鲁老城古斯库得来的。
一共带回来三个，其中之一，送给了史唯亮老师的孩子——史撷咏，也是一位作曲家。
今年，在金马奖的电视转播上看见史撷咏得奖。当时，为他快乐得不得了，同时想起， 那只送他的印地安娃娃，还被他保存着吗？
再看你一眼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吗？
不，应该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玛，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
巴洛玛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时第一个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后来加纳利群岛上的邻居。她的 先生夏依米，是荷西与我结婚时的见证人。
大漠里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又辽阔，好似那些赶羊女子嘹亮的呼叫声还在耳 边，怎么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留在沙漠的西班牙人，几乎全是狂爱那片大地的。在那种没有水、没有电、没有 瓦斯、没有食物的地方，总有一种东西，使我们在那如此缺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在精神上 生活得有如一个贵族。
巴洛玛说过，她死也不离开沙漠，死也不走，死也不走。结果我们都走了，为着一场战 争。
离开了非洲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而命运，在我们远离了那块土地以后，也没有再厚待 我们。三年的远离，死了荷西。多年的远离，瞎了巴洛玛。
这个故事，被收录进已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倾城》里去。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夏 日烟愁》写的就是巴洛玛和她家人的故事。
在巴洛玛快瞎之前，她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了。她，天天用钩针织衣服，打发那快要急疯 了的心乱。有一天，她说要给我钩一件夏天的白衣服，我并不想一件新衣服，可是为着她的 心情，我想，给她织织衣服也好，就答应了她。
巴洛玛是突然瞎的，视神经没有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是她因为家里存款眼看就要用光而 到处找不到事做的焦忧。
在那之前，她拚命的替我赶工钩衣服，弄到深夜也不肯睡。有一天前襟钩好了，她叫我 去比一比尺寸，我对她说：“不要太赶，我不急穿。”她微微一笑，轻轻的说：“哦，不， 我要赶快赶快，来，转过身来，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说：“你有得看我了，怎么讲这种奇 怪的话呢？”巴洛玛怪怪的笑着，也不理会我。
这件照片中的衣服，三、四天就钩好了，我带着这件衣服回台湾来度假。等到再回加纳 利岛上去时，邻居奔告我，说巴洛玛瞎了，同时双腿也麻痹了，被丈夫带回西班牙本土属于 巴洛玛的故乡去。那以后的故事，在《夏日烟愁》里都写过了，是一篇悲伤的散文，我喜欢 文中的那个村落和人物，可是我不喜欢我心爱的女友瞎了。
后来，寄了几次钱去，他们音讯少。一年来一封信，写的总是失业和那不肯再看东西的 一双眼睛。
我珍爱着这件衣服，胜于那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的宝瓶。在心的天平上，有什 么东西，能够比情来得更重呢？
请看看清楚，这一针又一针密密紧紧的绵线，里面钩进了多少一个妇人对我的友爱和心 事。
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K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 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13。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 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 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 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 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 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 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 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 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 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 “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 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 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 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 刮。路斯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