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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甜？
什么是渺茫？
她是块红头巾，系在铜像上。
14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我想，我想托住太阳，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但我并不是女皇，我是黑暗。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３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诗人，就是这样在郊游与交流中成长。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七十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儿都不耽误他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笔名成为专有名词，象征“今天派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舞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酝酿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焕兴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它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我想，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契机”。事实是，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他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说不定哪一天，加明的儿子或者我的儿子，会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去，又不知会给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思想的历史，增添一道怎样的景观？
二○○四年
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１
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跨越了母亲的本能。记忆中我对儿子很少有亲近爱抚和柔声细语，甚至没有丢下过病人哪怕一天，带他去郊外去电影院去游乐场。即使晚上九点钟回到家，独自一人在家的儿子已经高烧到了快40度，我都没想到过应该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理性得有点儿冷酷的母亲。我太清楚，自己没有痛苦悲哀诉苦抱怨的权利，也没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权利。我只能在心里对儿子说：妈妈欠你的时间，欠你的爱抚，就算是你为妈妈出了一份力，为爸爸尽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带他去樱桃沟玩儿，前一天晚上说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态坚持和他一起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