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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者,也不是文人。他不像大部分文人那么脆弱,也不像小部分文人那么虚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在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在呼吸。
荒芜青春路6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惟一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惟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惟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荒芜青春路7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