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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苏联此刻已经在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第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人们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是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就苏联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演说。在回顾国内形势时，斯大林对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他提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这是第一次）对叛国罪的审判，并宣称由于清除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破坏分子——他们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为削弱了。他就**的清洗（当时有一百六十万党员，这个数字比1934年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二十七万）和从党的队伍中清除“那些偶然混进来的、死气沉沉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解释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家机器，包括陆军、海军和政治警察，必须继续存在，以确保国家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
讲到国际关系时，他公开谴责了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因为其目的是诱使德国把侵略矛头转向苏联。他说最近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片“喧嚣”便是明证：胡说什么德国人正向乌克兰进军，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尔巴阡乌克兰，他们马上就要侵入和并吞苏维埃乌克兰，等等。他说，这种挑拨的目的是要毒化气氛，引起苏联同德国之间毫无来由的冲突。他谴责了“侵略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但是他甚至更加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忍气吞声宁愿向侵略者的要求让步的“非侵略国”。他声称，苏联的政策必须是既谨慎而又和平的：
正文 第三百三十九章 说不怕是假的
第三百三十九章 说不怕是假的
大多数非侵略国，尤其是英法两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这种不干涉政策反映出一种趋向、一种愿望，那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干它们的黑暗勾当，譬如说，不会妨碍日本卷入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或甚至对苏联的战争；又譬如说，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自己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现场。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
他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如下：
一、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国的利益……我们仍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二、我们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三、我们主张对遭受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四、我们不怕侵略者的恫吓，决计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联领土的战争贩子。……
苏联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所依靠的是：
1 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 我们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 我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友谊；
4 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
7 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国家的明智态度……。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 继续奉行维护和平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的政策；
2 保持谨慎，决不让那些战争贩子把我国拖进冲突……；
3 尽一切力量加强我国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
4 加强我国同珍视和平友好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友谊。
美联社的代表报道说，斯大林的强烈谴责那种想使苏联卷进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勾当，已经在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引起了关于德俄两国和解可能性的议论。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并没有以这种可能性来警告他的政府，不过他要它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即斯大林提到“法西斯侵略者”时的口气并不象他提到“所谓民主国家”时那样的强硬。西兹还引出这样一个教训：英国“国内那些天真的人们”过去以为斯大林只是在等待邀请他参加西方民主国家行列的请帖，现在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斯大林对他的党的告诫了——那就是决不要让苏联“被战争贩子拉进冲突里去”。然而，至少有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虽然他已不再驻在莫斯科——从斯大林的演说中看到他在一年前所表示的担心已得到证实，那时西方大国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德国并吞奥地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这位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那时他在布鲁塞尔）在其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演说意味着“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说，苏联人对于‘不现实的’反对侵略者一事已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我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戴维斯在3月21日给参议员基？皮特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希特勒正在破釜沉舟地力图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法醒悟过来，我担心他将会成功的。”
斯大林在联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五天，德**队拿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进入了布拉格。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就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掉一事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算是同西方国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它还参预了最初几次外交方面的交换意见，这也就是英法两国为了反对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而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的序幕。此事在前面的一章中已作了叙述，这里只需要再提一下的是，俄国为响应西方第一次提出的新的外交方针，在3月18日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这就不能不在俄国人的心中重新引起愤懑和怀疑（这原是1938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西方对待苏联的态度所造成的，而且斯大林在3月10日也公开这么表示过）。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西方政府集中精力同当时看来正处在大难临头危险中的东欧各小国打交道，而在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的谈判中又不把俄国人当作主角看待，这就进一步得罪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被抛在一边一事，李维诺夫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而英国外交部却回答说，他埋怨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对他在伦敦的代表迈斯基“在每个阶段都打过招呼”。
英国打算在3月底派一位大臣到莫斯科去，这样就可望把由于上述原因而笼罩在英苏关系上的乌云驱散掉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位大臣在3月15日德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已取消了他在柏林停留的计划。派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后为赫德森子爵）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在3月下半月访问柏林、华沙和莫斯科一事早已安排定了。虽然后来放弃了访问柏林的计划，但计划中的其他地方都去了。赫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是在3月22日到莫斯科的；在这之前一天塔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曾经用指责的口气报道说，俄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已经被英国认为是不成熟的。赫德森公开宣布的促进英国和苏联之间贸易的目标被某些方面认为是其某种政治使命的烟幕弹，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果李维诺夫曾经希望同赫德森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他肯定是大失所望了。他和赫德森的确有过一两次谈话，但赫德森在谈到英国的政策时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的谈话范围也根本没有离开他们的主题——贸易关系。3月28日赫德森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提到了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意见分歧，希望这些分歧在伦敦的进一步谈判中将会获得解决。公报还提到“双方就国际政策友好地交换了看法”，表明俄英两国“在巩固和平方面的态度上有着共同之点”，并表示相信这种个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巩固苏英两国的关系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