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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确信，如果这位元首真的有确信的能力的话，英国决心要站在波兰一边。他在24日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中说道：“这就是我自始至终向他反复说明的话”。
这时，8月22日上萨尔茨堡会议所显示出来的危险形势使戈林感到吃惊，他急切想要绕过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独自试探一下某种方式的调解，于是从斯德哥尔摩召来比尔伊尔？达勒鲁斯，充当他的私人调停人，以便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24日午后，戈林和达勒鲁斯讨论了维护和平的计划，但是没有透露进攻波兰的日期已定在26日。然后，就在午夜之前（当时他正在总理府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开会）他打电话给达勒鲁斯，要他飞往伦敦去说服英国外交大臣，使他相信德国准备和英国达成一项协议。达勒鲁斯是在第二天，即25日星期五动身去伦敦的。当天晚上7点15分他见到了哈利法克斯，并交给他一份也许可能会导致谈判的建议书草案。这建议书实际上只是提了这样一些问题：英国政府以劝告人和调解人的身分准备介入这场纠纷到什么程度，它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英国政府向达勒鲁斯解释说，当谈判还是在同希特勒进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答复戈林。但是当达勒鲁斯傍晚和戈林通过电话，并从他那里得知，由于那天下午签署了英波协定，局势已变得极其严重，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并在午夜时分传到了哈利法克斯那里。达勒鲁斯第二天早晨再次去见哈利法克斯，并建议外交大臣写一封信由达勒鲁斯带交给戈林。达勒鲁斯拿到信后，在当天中午飞返柏林。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承诺；信中说为了进一步考虑和澄清问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和希特勒一样，渴望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期间，避免发生边境事件是极关重要的。这样，达勒鲁斯的第一次伦敦之行，就没有得到十分具体的结果。然而哈利法克斯的信件（达勒鲁斯认为是“一封十分出色的信”）被戈林认为极其重要，应立刻送希特勒一阅。这就导致了希特勒和达勒鲁斯在26日午夜的一次会晤。会晤后，达勒鲁斯被再一次派往伦敦（27日星期日凌晨离开柏林），以便他能够，如果可能的话，在英国大臣们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之前向他们报告希特勒对于危急局势的最新看法。
8月24日在伦敦重新召开了正在休会的议会。会上听取了首相关于7月31日最后一次辩论外交事务以来国际形势严重发展的回顾。他谈到了上星期在德国报纸上开始的激烈反对波兰的宣传运动，以及波兰政府面对这种攻击所表现的令人赞美的自我克制。对于德苏两国的谈判和协定这颗“炸弹”——这件“具有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性质的意想不到的事”——首相不愿在这个阶段作最后的判断。不过他又说，柏林把这项公约当作是消除一切战争危险的、外交上的一次伟大胜利来庆祝，这种“离奇的玩世态度”说明内阁急切需要，而且也已感到这种需要，发表一个声明来重申它支持波兰的决心，并由他个人写一封信给希特勒，让德国总理绝不可能有任何误解地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刚收到希特勒的一封答复信，信中无非是重申德国的这样一个论点：东欧是“一个德国在其中应能自由行动的领域”。至于德国硬说英国应对波兰的不妥协态度负责的诡辩，首相说他已经“反复多次地驳斥”了这种错误说法，即正是由于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才使得波兰政府拒绝德国3月26日的建议。英国的保证是直到3月31日才给予的，这已是在德国的建议被拒之后的事。
继首相之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也重申了他们的党，同政府一样，反抗侵略的决心。这是下院的普遍意见，虽然有一名**议员和一名工党议员也表示了这样的不同意见：迫切需要同俄国合作，尽管它最近与德国站在一起了。
紧急权力法案然后按照程序在两院都获得通过，并在当晚得到国王的批准。用内政大臣在提出这一法案时的话说，法案授予的权力是“极广泛、极严厉、极全面的”。不过普遍认为这项法案是必要的，对它的批评也是极其温和而有限度的。
然后，议会休会到8月31日再行复会，不过作了保留，即如果国际形势需要，得提前召集议员开会。
哈利法克斯24日在上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内容和首相在下院发表的相同；当天晚上他又广播了一篇演说，重申“英国政策的双重基本目标”，即抵制暴力，维护和平。他把政府对波兰的态度讲得很清楚：“背约不履行义务绝不是英国人的做法。”这仍是政府的坚定政策，虽然他本人热切希望“理智能占上风”。
希特勒于8月24日下午6点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戈林正在总理府等他。三刻钟后，里宾特洛甫带着已签字的德苏协定文本从莫斯科飞回坦贝尔霍夫机场，并直接来到了总理府。据英美报纸记者报道，一批德国部长和军队首脑（包括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已在7点钟被召往总理府，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次日凌晨。他们是在和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一起通宵开会呢，还是留在休息室里等待希特勒作出关于进攻波兰的决定，这一点还不清楚，因为直到写本书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可靠记录。只不过两天以前，在上萨尔茨堡会议上，进攻波兰的日期和时间就已经暂时决定在26日拂晓，希特勒并就政治背景情况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入侵的军事部署则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好了。（在4、5、6月间发出的、由希特勒或凯特尔或他们两人共同签署的关于“白色方案”的命令至少有六个。）那天晚间的会议是匆促召开的，会议开得那么长，说明引起争论的问题一定是自从上萨尔茨堡会议以后在外交形势中出现的那个极重要的新因素。这就是英国政府方面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决态度，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发展。军事首脑们心中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一定是：希特勒是否将坚持他22日的决定？如果是的话，进攻的命令必须至迟在第二个慕尼黑？
刚从莫斯科凯旋归来、正在得意之中的里宾特洛甫，一定会感到幻想破灭。他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之后，不得不再听一听希特勒所作的关于最近几天的形势以及与英国的关系已进入了死胡同的报告。德苏公约这一突然行动，显然并没有能削弱西欧国家支持波兰的决心。21日宣布公约即将签字后，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与波兰人的团结一致，已经使纳粹领导人们感到很吃惊，现在还要再加上张伯伦口气强硬的信件和亨德森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坚决态度。这些表示已经足以使得希特勒踌躇不决了。希特勒本指望用“巧妙的策略”来孤立波兰，但却遇到了不易逾越的障碍。不过他还是向他的同僚们明白表示，他深信必须再试一试，即使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离间西方国家与波兰，办法是给前者以友谊和合作来换取它们的抛弃盟友波兰。
但是第二天，8月25日，希特勒的外交计划就开始显得不妙了。早晨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消息，那就是莫斯科的妙计成功后在伦敦和巴黎出现了内阁危机。相反，却是看到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前一天在议会里发表的演说，给了他当头一捧。因此，他决定必须再对亨德森和库隆德勒做最后一分钟的工作，以便与西方国家做成一笔交易，使它们在他与波兰作战时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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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午后12时45分左右，希特勒传话给英国大使说，他希望在1时半于总理府接见他。（库隆德勒稍晚一些才得到接见；很明显，并不那样担心巴黎方面会出现危险。）亨德森到了以后，希特勒（里宾特格甫和施密特也在座）交给他一份建议。他说这是为了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建议亨德森亲自带了这份建议飞回伦敦。
建议大致如下：希特勒把亨德森在上次会见时（在贝希特斯加登）最后说的一段话看作是德英两国仍有可能取得谅解的一个希望，所以他准备再作一次努力来促其实现。但目前波兰的情况是难以容忍的，德国决心要“消除在它东部边界上的这种马其顿式的状态”。但泽和走廊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