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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四章 时穷英雄现
如果那一小批政界人士、文职人员以及参与此事的作战部门的人员当时就把全部事实都公开的话，英国公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震惊。英国公众尚未意识到，在俄芬战争时，英法两国政府曾经策划把挪威和瑞典与自己一起同时卷入对德国和对苏联的战争。他们更不知道，当上述计谋幸而告吹时，英法两国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准备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意欲借此挑拨德国对挪威采取对抗行动，这样，盟国就有了合理的借口，派兵在挪威登陆，不管挪威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是盟国和德国不约而同地第二次策划将一个竭力保持中立的、从未侵犯过别国的小国卷入战争。这种策划是不道德的，同时其方案又是幼稚的；因为，即使挪威政府居然同意的话，这项计划也不会成功，除非事情能象英国官方的一位史官简括地说出的那样，“德国的立即反击，足以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干预，而不足以阻止我们去干预”。经受过德国在波兰进行闪电战成功这一实际例子的教训以后，还作这种打算，简直是愚蠢透顶。这一次，又象过去那样，盟国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方面的踌躇畏缩、颟顸无能，正同德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残酷无情、生龙活虎恰恰相反。
盟国这次为斯堪的纳维亚战役部署的兵力，尤其是空军力量，同在俄芬战争时相比，其不足的程度更为可笑。英法两国海军力量远远超过德国海军，照理说，其优势足以保证盟国在挪威夺取制海权的战斗中得胜，但是，由于英国海军部太重视防守，结果丧失了它们海军的绝对优势作用。
英国民众根本没有疑心到会有上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即使这样，他们对本国海上力量未能阻止德国征服挪威这一无可隐瞒的事实已感到震惊。那么，英国那一小批文武官员和政界人士，他们不仅了解全部事实，而且还应当对事情搞到如此地步负责，内心又作何感想呢？然而，这种丢人的、不可宽恕的海陆军的惨败，至少在政治方面的确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西方盟国在挪威的战败，终于使英国人恍然大悟：英国正承担着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挑战，经受严峻的决战考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英国人的这一震动，反映出张伯伦的信誉顿时扫地。
就在德国快要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张伯伦在4月4日发表演说时，不幸而说了希特勒“没有赶上班车”这句话，但他未能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使人们忘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按他本人5月7日的说明），希特勒在9月3日到次年4月5日之间，已经失掉了一次进攻西方盟国的机会，因为那时他仍然享有在战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中超过盟国的全部优势。从长远观点看来，张伯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说，这七个月里英国在建设皇家空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同年夏秋两季的不列颠之战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从而也使英国、美国和苏联最后有可能把它们的资源汇合起来，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张伯伦本人却没有赶上班车，否则盟国就会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对于他的国家来说，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是，希特勒在接踵而来的几天中将证明：至少在他那昙花一现的旅程的下一阶段中，他已经发奋赶上了班车。这时候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希特勒就是在这疯狂的行车途中，五年之后终于从悬崖峭壁上堕入汪洋大海送了命，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同当时立刻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1940年4月8日到5月7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由于5月10日到6月25日在西欧大陆发生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而相形失色。根据5月9日和10日在英国就是否赞成张伯伦当首相的问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时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表示赞成，百分之五十八的人不赞成，不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那天，张伯伦辞职，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从那天起，英国人民终于万众一心，充满着信心，在这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5年7月26日，即战胜日本之前三十九天，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失败而下台为止。
丘吉尔与英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合作，就这样持续了五年零两个半月之久，一直坚持到全面胜利的目标已达到了战胜德国，但还没有完全打垮日本的地步，方才散伙。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的任何一天，有关方面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合作，甚或连丘吉尔本人也不会想到；即使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也就是丘吉尔奉命组阁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的人能预见到这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六十五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四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目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令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涩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五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