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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尽管此时的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