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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 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地从他们的肩膀 及手的运作中，按步就班地逐步完成。
这一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的过程，使每个参与者胆战心惊，唏嘘不已，可当时他们还抱 着希冀，总想着安稳地住下来，翻年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肚子能吃得饱一点。有的人在地 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放得整齐有序些 。有的人独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 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总 之，这些奇巧的构思表现出初到明水河的劳教分子们对未来还有些向往，尽管前景迷惘又朦 胧，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来到明水河后，人人更是饥肠辘辘，口粮一减再减，蔬菜主要从碱泉子劳改农场运来一些， 数量就很有限。深秋的荒野里已无野菜可采挖，这使每一个劳教分子都真正感到了威胁，这 个冬天将怎样熬过？每个劳教分子都忧心忡忡。
我原在甘肃日报编辑部的顶头上司财贸组组长罗舒群，在张掖地委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1957 年12月就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的亲人和他原都是西北大学的学生，西安解放后 一同行军到兰州，又一同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时， 他们曾有数月同居一屋。这次，罗舒群也到了高台县明水分站。他在夹边沟时，就把求生放 到了第一位，他的外援力量也较强，家居老家临洮的姑母及在兰州的妹妹，都先后带着食物 去夹边沟看过他。夹边沟农场不允许家属寄粮票给劳教人员，寄去就没收。他告诉妹妹在寄 杂志时把粮票夹在夹缝里，管教人员随便翻一下杂志，查不出粮票，他在收到杂志时就将夹 缝里藏着的粮票取出再想尽办法买饭吃。在夹边沟时，他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一二十里 路，到那里的一个工地食堂买饭吃。到了明水河后，他发现在高台火车站旁边有个小饭馆， 使他 大喜过望。在一个休息日，他带着粮票和钱，在小饭馆买了13碗面条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拿 出纸笔在候车室写家信，打算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向家里人紧急求救。车站旁边 还有个小 邮局，信写好后可直接寄走。可就在他动笔写信的时候，饭馆里来了个管教干部。此人并不 认识罗舒群，但看到罗舒群衣着褴褛，戴着一副眼镜，急急写信的样子，就断定 罗舒群是归他们管教的劳教分子，立即大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罗舒群站了起来， 回答：“写信。”管教干部厉声说：“你写信为什么不到队上写？”说时迟，那时快，一副 冰冷的手铐已铐住了罗舒群的双手。管教干部带着罗舒群回到队上，罗舒群承认错误作了检 查后，手铐方才被打开。罗舒群向家里人紧急求救的信一时未能寄走，他感到幸运的是管教 干部迟来了一步，他已将13碗面条吞下，填饱了肚子，如果在正吃饭时撞上管教干部，不仅 无法继续吃饭填饱肚子，他还得交代粮票的来源，那就会更麻烦了。
大部分劳教分子只能在饥饿的煎熬中忍受痛苦，也有个别人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设法找 东西吃。有个劳教分子看到农民种的撞田里有些萝卜尚未挖完，就偷偷拔了几个塞进嘴里咬 嚼，偏偏被看管撞田的瘸腿老汉看见告到了队上。队上的管教干部拿了一根麻绳立马把偷萝 卜的劳教分子捆翻在地，痛得他满脸汗如雨下，大喊大叫，瘸腿老汉原来想告到队上教育一 下就行了，没料到为了几个萝卜，竟把一个大活人捆得汗如雨下大喊大叫，惊得他反过来又 为偷萝卜的人求情：“快算了，快算了，算了，算了……”他觉得是自己造的孽才让那偷了 几个萝卜的人受了大罪，他于心不忍，但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样的惨剧在他是这辈子头一遭 经见，他绝不愿意让这等事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天后，这个劳教分子就死了。
我的亲人来到明水河一安顿下来，在得知新的通讯处后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他深怕由于迁场 影响到收信。自然，对于迁场后遇到种种新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不能提及。他属于 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 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他 知道，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都在企盼他安全归来，都殷殷等待着同他团聚的那一天。 他渴望的，就是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回首往事，那些曾令他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的大小批判斗 争会之类，都离他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像是天边一团团暗淡的云，连他自己都已看不 清楚了。在他心中，只有亲人们炽热的亲情，日日夜夜向他不断发出召唤。那人世间最珍贵 的亲情啊，虽远在天边，却清晰而强烈。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的 啊。在这年复一年自己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磨难的日子里，他是苦于连倾诉内心这深深的爱的 机会都没有啊，每封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走的信，他哪能把内心想说的话写上一句半句呢。 他沉默啊沉默，在沉默中守住孤独，守住内心的愤慨和怨怼。他觉得满天的乌云总有一天会 一扫而净，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的日子会到来。
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另一个分站，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 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 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 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 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九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 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 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 ：“阔气。”不到三个月，突 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 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 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 到 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 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群馍馍”（群馍馍：甘肃人把面粉和上苜蓿、洋芋等蒸熟后食用的一种饭食。），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 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 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 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 我 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 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 出一把把的“群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群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 咽。“群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 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 主 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 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 玲 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这些 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