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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 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地从他们的肩膀 及手的运作中,按步就班地逐步完成。
这一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的过程,使每个参与者胆战心惊,唏嘘不已,可当时他们还抱 着希冀,总想着安稳地住下来,翻年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肚子能吃得饱一点。有的人在地 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放得整齐有序些 。有的人独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 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总 之,这些奇巧的构思表现出初到明水河的劳教分子们对未来还有些向往,尽管前景迷惘又朦 胧,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来到明水河后,人人更是饥肠辘辘,口粮一减再减,蔬菜主要从碱泉子劳改农场运来一些, 数量就很有限。深秋的荒野里已无野菜可采挖,这使每一个劳教分子都真正感到了威胁,这 个冬天将怎样熬过?每个劳教分子都忧心忡忡。
我原在甘肃日报编辑部的顶头上司财贸组组长罗舒群,在张掖地委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1957 年12月就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的亲人和他原都是西北大学的学生,西安解放后 一同行军到兰州,又一同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时, 他们曾有数月同居一屋。这次,罗舒群也到了高台县明水分站。他在夹边沟时,就把求生放 到了第一位,他的外援力量也较强,家居老家临洮的姑母及在兰州的妹妹,都先后带着食物 去夹边沟看过他。夹边沟农场不允许家属寄粮票给劳教人员,寄去就没收。他告诉妹妹在寄 杂志时把粮票夹在夹缝里,管教人员随便翻一下杂志,查不出粮票,他在收到杂志时就将夹 缝里藏着的粮票取出再想尽办法买饭吃。在夹边沟时,他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一二十里 路,到那里的一个工地食堂买饭吃。到了明水河后,他发现在高台火车站旁边有个小饭馆, 使他 大喜过望。在一个休息日,他带着粮票和钱,在小饭馆买了13碗面条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拿 出纸笔在候车室写家信,打算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向家里人紧急求救。车站旁边 还有个小 邮局,信写好后可直接寄走。可就在他动笔写信的时候,饭馆里来了个管教干部。此人并不 认识罗舒群,但看到罗舒群衣着褴褛,戴着一副眼镜,急急写信的样子,就断定 罗舒群是归他们管教的劳教分子,立即大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罗舒群站了起来, 回答:“写信。”管教干部厉声说:“你写信为什么不到队上写?”说时迟,那时快,一副 冰冷的手铐已铐住了罗舒群的双手。管教干部带着罗舒群回到队上,罗舒群承认错误作了检 查后,手铐方才被打开。罗舒群向家里人紧急求救的信一时未能寄走,他感到幸运的是管教 干部迟来了一步,他已将13碗面条吞下,填饱了肚子,如果在正吃饭时撞上管教干部,不仅 无法继续吃饭填饱肚子,他还得交代粮票的来源,那就会更麻烦了。
大部分劳教分子只能在饥饿的煎熬中忍受痛苦,也有个别人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设法找 东西吃。有个劳教分子看到农民种的撞田里有些萝卜尚未挖完,就偷偷拔了几个塞进嘴里咬 嚼,偏偏被看管撞田的瘸腿老汉看见告到了队上。队上的管教干部拿了一根麻绳立马把偷萝 卜的劳教分子捆翻在地,痛得他满脸汗如雨下,大喊大叫,瘸腿老汉原来想告到队上教育一 下就行了,没料到为了几个萝卜,竟把一个大活人捆得汗如雨下大喊大叫,惊得他反过来又 为偷萝卜的人求情:“快算了,快算了,算了,算了……”他觉得是自己造的孽才让那偷了 几个萝卜的人受了大罪,他于心不忍,但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样的惨剧在他是这辈子头一遭 经见,他绝不愿意让这等事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天后,这个劳教分子就死了。
我的亲人来到明水河一安顿下来,在得知新的通讯处后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他深怕由于迁场 影响到收信。自然,对于迁场后遇到种种新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不能提及。他属于 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 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他 知道,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都在企盼他安全归来,都殷殷等待着同他团聚的那一天。 他渴望的,就是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回首往事,那些曾令他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的大小批判斗 争会之类,都离他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像是天边一团团暗淡的云,连他自己都已看不 清楚了。在他心中,只有亲人们炽热的亲情,日日夜夜向他不断发出召唤。那人世间最珍贵 的亲情啊,虽远在天边,却清晰而强烈。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的 啊。在这年复一年自己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磨难的日子里,他是苦于连倾诉内心这深深的爱的 机会都没有啊,每封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走的信,他哪能把内心想说的话写上一句半句呢。 他沉默啊沉默,在沉默中守住孤独,守住内心的愤慨和怨怼。他觉得满天的乌云总有一天会 一扫而净,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的日子会到来。
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另一个分站,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 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 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 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 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九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 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 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 :“阔气。”不到三个月,突 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 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 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 到 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 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群馍馍”(群馍馍:甘肃人把面粉和上苜蓿、洋芋等蒸熟后食用的一种饭食。),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 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 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 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 我 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 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 出一把把的“群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群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 咽。“群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 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 主 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 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 玲 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这些 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