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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黑社”的追剿围攻，便又上了个新台阶。
景超在参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于1924年，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侵 略者的炮火，将他逼出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18岁的大哥景衡带着13岁的他为躲避战火 ，流落到四川等地。大哥后来参加了抗击日本鬼子的商震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生 活无着，经老乡介绍，在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伤兵医院吃不饱饭， 小看护兵们为抢几口饭，常在饭篓子旁打架。后来，他从伤兵医院逃跑出来，在国民党为沦 陷区学生办的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先后上了三四年学。学校说是管伙食，肚子仍吃不饱。 西安解放前两三年，经过刻苦学习，他考入西北大学。此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他认定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西安解放，他很快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随军西进。
敌军仓皇西逃，沿路烧杀淫掠。景超他们走过的地方，处处满目疮痍，十室九空，炉灶被 捣毁，炊具被砸烂。在一个镇口，一个老汉捂着刚被解放军包扎好的伤口，哭诉说：“马家 军（指马步芳的军队）把我全家杀光了，我活着有啥用？大军同志！请你们为我报仇哇！”这血 泪的控诉，在景超和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烈焰般的阶级仇恨，队伍里响起了《 解放大西北》的嘹亮歌声。
在西进途中，景超热血沸腾，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行军驻扎到了张家川回民聚居地区， 领导上向大家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告诉大家，回民喝水有讲究，我们喝河里的水，要到下 游去取水，不能饮用村子附近河里的水。此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人都累得动不了了，景 超拿起一个脸盆，独自跑到河水下游，舀起一脸盆（行军中无其他盛水的用具）水，端到屋内 ，供大家饮用。有一位同志不慎把手碰破，血流不止，围着几个人，都不知该咋办，景超看 到，不多说话，把一条干净手帕拿给他，让他包扎，自己又去赶前面的队伍去了。
西进的路上，领导上还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一次学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让大家讨论。景超对该文后面的一段话感触很深，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作出 如此英明的论断。这段话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 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 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谈锋很利地说了说自己的深刻体会，当时就有点语惊四座。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处 世做人的原则。
行军到兰州城外的东岗坡时，同行的徐列出了件危险事。当时，大队人马沿着盘山道顺利前 进，有些年轻人乘着一股猛劲，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上爬，速度很快，徐列也从山崖上往上爬 ，走了一段路，却怎么也动不了了。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此时，左近前后都没有人， 徐列正在紧张万分之时，已上了山崖的景超一回头看见了徐列，就慢慢退回，要拉徐列一把 。山路很陡，走上去后，很难再走下来。最后，是徐列把背着的一杆“三八”式长枪递上去 ，景超拉住长枪，用力一拽，才使徐列脱离险境。50年过去了，徐列还记着当年那危险的一 幕。
到“8·26”兰州解放，他随工作团进了兰州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他参与了《 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在编辑部，他才华出众，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和通讯，受到从 总编辑到普通工作人员的瞩目。
曾几何时，他又成为“黑社”头子，成为对党抱有刻骨仇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受 到全报社以至省市新闻系统多日来的猛烈批斗，还要他站在方凳上让大家观瞻。天啊！这瞬 息变化的世道，让我怎么能接受呢，景超他自己又怎能接受呢？ 过了几天，我下班后回到家里当时的上班就是准时到办公室挨斗或写检查交代罪行，看 见景超躺在床上，屋里一股浓烈的六六粉味。六六粉是数月前要来消灭臭虫的，此时，六六 粉纸包已从床下取出打开了，我哭叫道：“你是不是吃了六六粉？是不是吃了？”他脸色煞白 ，心情沉重，看到我着急哭叫的样子，悲怆地说：“我刚才想吃下它，还没有吃……”他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说得很吃力。多日来毫不停顿的狠批猛斗，他活着的勇气也已消蚀殆尽 ，刚强的他终于也想去死，用死来了结一切……我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此时此刻，我 真害怕失去他。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吗？我们想要活下去真也太难太难！ 他冰凉的眼泪流到了我的头发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也是生平在我面前唯一的一 次流泪。他告诉我，下午的斗争会上，要他交代“黑社”的黑纲领，“黑社”本来就是莫 须有的事，哪有什么黑纲领，他无法编造，交代不出来，就骂他“耍死狗”、“放屁”。他 沉重地喘着气说：“这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在绝望中，我抽噎着哭成了一团。这天晚上， 我们没吃晚饭，连灯都没开。在绝望的哭泣中，我们觉得彼此都无法离开，也感受到了大难 之中相依为命的甜蜜，一种未曾经验过的甜蜜。
反右斗争将我们双双打倒在地，这真是我们来到人世间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难以承受 的苦难，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迹斑斑，而两个受难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 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 开放在我们被痛苦屈辱碾压过的心田，又使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
在这里，我要对同我一起去北京，一同参观农业展览馆，一同游览北京的名胜景点，并陪我 寻访同学的那个人杨允文，写上一笔。我万万没有想到，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口口声声 称我为“好友妻子”的人，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竟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
杨允文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生，地下党员，他也是在庆阳参加土改时认识了景超，以后回 兰州后进一步熟悉并逐渐成了密友的。解放后，杨允文在庆阳认识景超时，就在省委农村工 作部工作，在一个处里当干事。1957年仍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此人自恃才高，对工农干部出 身的部长李培福，说过一些年迈能力差，胜任不了工作之类的坏话（具体内容已忘记），对几 个处长，干脆骂他们是“一狼二狗三狐狸”。景超在他面前，也说一些在本单位不能说的心 里话，比如，对挚友王思曾在肃反时定为坏分子，就认为是冤案，又感到无能为力。景超还 提到报社的流萤、曹克己都是党员，和王思曾都极熟，他们作为党员都束手无策，没有想出 什么办法，他这个非党员又能怎样？当时，正是满城争说《十五贯》的时候，人们对破了冤 案的清官况钟非常佩服，杨允文当即激昂地说：“况钟也不是共产党员！”鼓动景超在王思 曾的问题上应有所作为。说他是我们家的密友好友也不为过。杨允文是甘肃武山县人，他老 婆也是武山县人，是在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再没见过面，反右斗争中，景超和我先后陷入困境，他也受到批判。省委 农村工作部来函要我们写材料揭发他，我和景超从内心里都不愿他也成为右派，写材料时只 避重就轻地应付了一下。此后，报社的反右斗争仍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我们因同他不在一 个单位，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命运不无担忧。我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也认为 他不是右派，对他的处境也很同情。
到了9月，批判斗争我们的日子似乎已近尾声，一个星期日，我忽然想起，杨允文的父亲就 住在小沟头，我的外祖父家离他家很近，此时已近中秋节，我们已有多日没去外祖父家了， 不妨在去外祖父家时，抽空去杨允文父亲家问问他的情况。这天下午，我们到了外祖父家， 外祖父已知道我们双双定了右派，对我们挨批斗很难过，我们只能说一些宽解的话安慰老人 。在我和外祖父说话中间，景超抽空去了一趟杨家。吃完晚饭，从外祖父家走出，我就问他 去杨家，同杨父谈话的情况。景超说：“他父亲说，杨允文对报社黑社的问题交代不下去， 很为难！”我激动地说：“黑社没有他，报社也没有说他是黑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