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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 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 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 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 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 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 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 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 “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 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 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 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 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 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 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 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 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 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 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 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 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 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 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 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 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 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 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 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 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 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 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 ，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 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 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 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 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 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 ，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 ，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 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 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 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 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30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 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 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 的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 ，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 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 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 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 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 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 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 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 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 。”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 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 砌了高2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 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 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 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 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 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 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 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