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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 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 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 ”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 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卑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 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冤受屈故也。写 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 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 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 合 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 ，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 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 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 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 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 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 ，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罗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 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 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 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 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 辩，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 宇，同景超1951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 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 ×××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 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1955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 定了 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1952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
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1957年鸣 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荆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 ，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 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 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 荆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荆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 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 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 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 ×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5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 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 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 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 子王 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在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 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 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 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 心底涌出阵阵悲凉痛楚。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 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 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 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 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 ，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 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 张嘴也难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己说话？全 国在册的55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 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 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 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 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 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 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 “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 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 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 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 、“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 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昭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历了18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70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