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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 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 时尚有食品卖,1斤粗劣的饼干不到1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 了。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 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 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 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 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 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 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
既然,他们把景超和我隔绝在异地,用枪杆子威慑我那无辜的亲人几位右派难友被解放 军用枪杆子押解来十工农场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他们还用饥饿折磨他们不应折磨的众多 难友,也折磨我的亲人。我跟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满腔悲愤,只想对着浩渺无际的上苍 控诉,呼喊!
但,我只能沉默下来。沉默,对于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是安抚无以认罪、躁动不安的灵魂, 使自己理智起来、得以自控的一个过程。保持沉默,将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使他在关键 时刻避免出现非常的举动和语言,从而进一步检点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沉默也是一种弥 足珍贵的品格,一种落难之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一向谈笑不拘,性格活泼,在这个特殊环 境的特殊际遇里,我学会了沉默。
景超的第三封信里,说他们在挖排碱沟,每天站在碱水沟里干活,腿脚都被碱水蚀破了, 疼 痛难忍,一块儿劳动的人有的有长筒雨靴,防止了碱水浸泡,很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劳动 ,希望我设法在酒泉托人为他买一双长筒雨靴送去,买一双需20元。
夹边沟劳动条件的严酷,显然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离开报社时尚有50元的积蓄,他 让我带去以备意外之需,这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了。他正是知道有这笔钱,所以才提出买长筒 雨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有个难友关维智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我们平时都叫他小 关,家在酒泉。我立即去找他,请求他的帮助。小关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可以让她妹妹办此 事,并立即给妹妹写了信。长筒雨靴由小关的妹妹买到后很快送到了景超的手中。我至今铭 记小关的难友情谊,对小关的妹妹不怕政治上担风险,星期日亲往十数里外的夹边沟送雨靴 感念不忘。我和小关分别也已30多年,小关已成了老关,不知这30多年他是怎样走过来 的?1991年8月下旬,我在河西之行中途经酒泉,才和他再次重逢。此时,他已担任酒泉行署 文化处处长,因为年轻,还正在任内,我们畅叙别情。在四工农场,他曾被派去采矿,不幸 炸掉半个指头,看见他那残指不禁仍令人心酸。
再说,办妥给景超买雨靴的事,我心里略略有些宽慰,有了这双长筒雨靴,他可以免受碱水 浸泡皮开肉绽之苦,是可以“更好地劳动”了。可那些没有长筒雨靴的人,他们还要从早到 晚浸泡在碱水里继续忍受皮肉之苦,
为什么他们竟要经受这等苦役?他们严酷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变一 下,贫下中农如果遇到这种挖排碱沟的活,他们也是从早到晚地浸泡在碱水里挖个不止吗? 那么劳改队呢?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想着这些事,只是苦在心里。我曾是对农村并不陌生的女 记者,我从未见过农民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路,站在碱水沟里干活。50年代翻身解放的农民 不会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这是肯定的。夹边沟的难友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更人道的待遇? 用苦役惩罚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在等待着他们呢?就是对待劳改犯们,也没听说让他们皮开 肉绽地去挖排碱沟啊!对于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其惩罚的方式、程度,竟超过 了对触犯刑律的劳改犯的对待,右派分子就更可恨吗?我怀疑,右派分子们具有的文化素质 ,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在当时一定是触犯了那些管教干部们的某一根神经。我后来转到 四工农场,发现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 ,个别还是文盲,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并没有直接经验,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经夸大渲染了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本能的特殊反感。在他们的心目 中,右派分子凶恶的反动本性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干部, 待遇不错嘛,他们竟然乘党整风之机,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真是罪恶滔天。景超和众多的 难友们一到夹边沟便陷入无法忍受的苦境,受到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的恶劣对待,同这 些管教干部的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