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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 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 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 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 ，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 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 报告，动员知识界广开言路。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 ，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 攻 ”。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 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 ，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ZW（ 〗〖HT6〗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ZW）〗毛泽东准备 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 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 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 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 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 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俩。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 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 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 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 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 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 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 都感到 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 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 艰 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 。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 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 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 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 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 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 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我们的境遇，仍觉 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