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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 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 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 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 真是生存维艰，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 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 ，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 ，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 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 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 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 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 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 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 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 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 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 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 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 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夫已经死了 ，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 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 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 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 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 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 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 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 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力无奈，不能对此有任何 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 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 上的7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 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 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 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 作，唉，已经是近40年过去了。40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 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 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 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 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 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唯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 ‘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 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 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 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 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 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 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 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 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 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 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 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 ‘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 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 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分站 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 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 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 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 ，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 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 ，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