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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 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 。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 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 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 。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 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 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 ×××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 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 至‘。阮迪民又被免 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 。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
第二十三章三十年后的祭奠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 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30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 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他劳动 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 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30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 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 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 ，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总编辑刘爱芝的领导下，不仅平反了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 而且也平反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自然我们的错划右派问题也先后都得到‘ 改正‘。景超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形象，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站立，他惹祸在身的3篇杂文 重新得到评价。在四川阆中曾同他一起就读于国立四中的陈三省，在我于1979年调到西北民 族学院工作后来家看我，犹不禁失声而哭。陈三省原也是错划右派，现错划右派问题‘改正 ‘了。他活着，景超却在20年前，已离我们而去。陈三省是个不多话感情不外露的人，过去 和景超的友谊不算很深，景超的惨死，拨动了他感情深处沉默了多年的心弦……多年来未能 说出的话，在泪水的涌流中畅叙了一切。我压抑了多年，在心底深埋了多年的悲痛，又怎能 消失？远在新疆的四弟景刚从甘肃日报社打听到我的住址，同伐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 们又相对而哭……他走了，他是把无穷无尽的苦难留给了我，把人世间应有尽有的悲痛留给 了我。我奋力跋涉，苦苦挣扎，已付出了大半生的血和泪。年华在鬓边增添了的白发里悄悄 流失，岁月在向一个无辜者随意抛掷过来的各种伤害和凌辱中不经意地走过。错划右派问题 ‘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 没能扶我一把，对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是默默地走了，走了。
30年前，我离开他太匆忙，我未能找到他的坟茔，未能在他的坟茔前倾诉衷肠，倾倒苦水，他会怪罪我吗？也许，他曾等待倾听我的哭诉，等待倾听我凄凉的哭声里的情和爱，孤独寂寞的他又怎忍心起身呢？他对人世间还有着万千的留恋撕扯着他已不再跳动了的心。
正当英年的他被活活饿死。40年杳无音讯的大哥景衡，突然在1988年从海峡彼岸给老家来了信 。我写给大哥的第一封信只能是把景超的遇难告诉他。这对于大哥委实是太意外了，他说接 到信后‘如五雷击顶‘，‘不禁老泪直流，悲痛万分‘。然后，大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他见到尚健在的舅母时，大哭：‘我没有把景超照顾好。‘9月下旬，大哥、三弟 景凯、四弟景刚及景凯的女儿艳梅、女婿一行，来到了兰州我的家中。在吃第一餐团圆饭时 ，大哥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哽咽着想说几句话，从他的喉间却只挤出了几个字：‘今天，我同自己的家人团聚……‘说着，泪如雨下，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泪水，这未能尽言的祝酒辞 ，正是最郑重地表达了大哥对此次团聚的拳拳之心。他心中的抱憾尽在不言中。大家都哭了 。家宴上唯独少了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就离开人世的景超，使整个宴席变得冷落了。此时，我 的心在滴血，在哭喊。我多么想在家人们面前倾诉我多年来郁积的悲苦和委屈啊！但是，我 不能也不愿大哥在乍到兰州的第一天过分悲伤，因为他已经是古稀的老人了。我尽量控制着 眼泪，景刚向我递来了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泪。擦吧，擦吧！在这充满了家人的亲情，充满 了喜庆气氛的团聚时刻，我不能让眼泪任意涌流。
多年来，我极少放纵自己感情的奔涌，因为我没有权利任意地悲伤，更没有权利在忧伤中消磨时日。20年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现实，只准许我接受命运的摆布，谁也没有给我权利，让 我任意悲伤！在失去景超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同情我的难友们曾给予我许多至今还让我感 激在心、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以外，那些曾和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 （那时我还没‘摘帽‘，没有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有谁关心过我，安慰过我吗！那时 候，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景超。我心中最亲爱、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十 恶不赦‘的极右分子，有谁敢再提起他呢！仿佛他是极自然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无须再 说及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我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的身边尚依傍着两个不到10岁的孤儿， 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许多人，此时都冷漠地疏远、回避着我 ，对我和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