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 ，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 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 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 ，就感到十分尴尬。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 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 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 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钤、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 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 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1人，他出了点纰漏，打发 他回原籍渭源县农村继续劳动去了。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 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 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3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 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 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 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 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