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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到农场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 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 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 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 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 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 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 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 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 踏 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 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 ，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 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的是 苍黄色的茫茫戈壁。此时，我们都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徜徉于空旷寂寥的边塞古城之上，天地悠悠无涯际，感触良深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已十分狭小。我们都熟知甘肃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还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旧社会对出关人的凄凉写照 ，也还不愿和我们自身作任何联系。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的诸位右派啊！下午回到旅店，从离我们住房较远的房间里传来一男人大声喊疼的痛苦呻吟声，一声紧似一 声。一打听，原来是一林场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后返场的途中病倒在这里，经住在旅店的朝 鲜族大夫诊断为肠梗阻。奇怪，这位朝鲜族大夫似乎是私人开业，夫妇俩都住在旅店，女人 穿蓝丝绒的朝鲜族长袍，出进还背着个小孩，他们肯定是经过远途跋涉才来到此间。经过19 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城里早已没有了私人开业的医生，可这位朝鲜族大夫竟还在这里 开业，真让人不可理解。
工人无钱医病，又无法回到林场，只能辗转于旅店的床上，时不时地大声发出令人揪心的痛 苦呻吟。如果在过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找县上的领导，请他们派人把病人接 到县医院予以治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 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 。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 ，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 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 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 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亭副场长和工会主 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 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 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 人 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 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 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 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 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 。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 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 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 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 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 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 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 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 色 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 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 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 有1米多深，有个可住1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1米 宽，大炕前有1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1寸多粗的树枝支 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1尺多宽的长 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 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 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3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3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 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20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 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 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 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 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1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 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 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 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1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 ，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1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 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 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1人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