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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获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 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 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 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 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 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 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 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 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 我们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地使用这20多个小时的分分 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才刚过去的1957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 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 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 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 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 去 ，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 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 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 超1951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 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 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 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 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 是才从 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 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 ”，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 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 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 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 ，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 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 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 生 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 ，每斤三毛五，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 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 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 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 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
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 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 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 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 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 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 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 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 报》闻 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 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 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 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 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 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 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 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着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愿意向他讨教 ，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 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 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 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 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 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 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 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 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 或 “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 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 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 。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 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 ×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 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